不是所有人都想当企鹅。
这话陈树生在心里放了很久，从来没在会议上当众说过。
不是怕得罪人——得罪人这件事他在来南极之前就已经做完了。是说了也没用。
人只有在亲眼见过海之后才会理解为什么鱼不想一辈子待在鱼缸里，而那些从出生就待在鱼缸里的鱼，你跟它们描述海水的咸度、潮汐的节奏、暴风雨来临前海面上那种低气压的闷热，它们只会觉得你在讲一个不可验证的寓言。
南极的地下城市里住着这样一批“鱼”。
他们中的年轻一代是在建设期之后出生的，从记事起头顶就是穹顶灯带的暖黄色光，脚下就是金属网格和冷凝水，最接近”天空”的东西是空洞城市顶层那片用投影模拟的蓝天白云——但那投影的色温偏冷，白云的移动轨迹是固定的循环，看久了就会发现每隔四十七秒，左上角的那朵云会卡顿一下。他们不知道夏天是什么。
不是不知道这个概念——课本上有，数据库里有，老人们偶尔会在闲聊中提到”以前这个时候外面已经可以穿短袖了”——但他们没有体验过。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就是别人的记忆。而别人的记忆，不管保存得多完整，都不值得拿命去换。
但那些还记得夏天的人不一样。
陈树生在来南极之前调阅过所有能拿到的人员档案。建设期的工程师、第一批遗迹勘测队的技术员、战争爆发前最后一班物资船送来的研究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成年之后才进入南极的。
他们记得太阳。记得那种站在室外什么都不做、只是闭着眼睛仰起头、让阳光透过眼皮在视网膜上投出一片橙红色光晕的感受。
记得夏天的风吹过皮肤时带走汗水的凉意。记得西红柿从藤上摘下来之后咬开第一口的味道——不是水培农场里那种被营养液精确控制到每一毫克出产的果实，是泥土里长出来的、皮上还带着日晒后温热的那种。这些记忆在南极的地下城市里没有用。
这里不需要防晒，不需要避暑，不需要担心暴雨冲垮道路——但也因此，那些记忆变成了一种慢性病。发作时不会发烧，不会咳嗽，只是坐在角落里盯着穹顶的投影发呆，然后在别人问“你怎么了”的时候说“没什么”。
自杀率居高不下。这个数据被联盟压得很死，但陈树生不需要看报告也能知道个大概。
他来南极之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事不是遗迹也不是反向壁垒，是走廊里那些人的眼神。
不是恐惧，不是愤怒，不是任何能在战术手册上找到对应分类的表情。
是那种在确认自己接下来的几十年都将在这个没有四季的盒子里度过之后，从眼角开始蔓延的空洞。
他们从巨神的关系网里弄到了不少心理医生型的人形。
这件事做得不算隐蔽，至少没有隐蔽到陈树生查不到的程度。
各个城市都在申请，有些是直接通过联盟的物资调配系统下的订单，有些是借其他名义——“科研辅助”“档案管理”“后勤协调”——实际上运回去之后全被分配到了心理健康相关的岗位。
但人形能做的事情有限。
她们可以倾听，可以提供标准化的心理干预流程，可以在检测到使用者情绪指标异常时启动应急预案。
但她们没法把北极冰盖搬开，没法把穹顶的投影换成真正的天空，没法让一个在冰壳下生活了十几年的人重新站在泥土上感受到太阳。
她们只是在修补裂缝。裂缝本身还在不断扩散，速度比修补更快。
或许这也是他们选择在今天跟自己摊牌的原因。陈树生把那副湿透的手套翻了个面，掌心朝上摊在桌边。
手套的指尖位置磨得有些发白，是长期握枪留下的痕迹。他的弱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暴露——不是隐藏得多完美，是他确实没有给他们找到弱点的机会。但这些人的弱点很快就要捂不住了。
自杀率如果继续攀升，早晚会从统计数据变成群体事件。如果有一个资历够老、专业能力够核心的工程师在某天拒绝离开宿舍，整个项目组都会停摆。而这种停摆一旦发生，联盟目前维持的“一切正常”的表象就会从内部裂开。他们不敢让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离开。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
有些东西只在某些人的脑子里，没有备份，没有文档，没有任何形式的知识传承。
如果一个负责反向壁垒应力检测的工程师离开了南极，之后的某一天某个密封门出了故障，剩下的人可能连故障源都定位不到。更大的风险是叛逃——如果有人带着遗迹研究数据、技术图纸、或者仅仅是脑子里记下的空洞城市结构图走出南极，把这些东西交给任何一股外部势力，南极联盟维持了这么多年的”与世隔绝”状态就会瞬间崩塌。
各国政府虽然不关心南极，但他们关心遗迹技术。更关心的是——如果南极真的可以自给自足，为什么还需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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