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町人阶级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在“天保改革”时就掀起了新潮。例如天保十三年春町人写的《阿房艰难经》中尖锐批判幕府的政治说：“各色贿赂，权门流行，诸家献金，多多益善……（而町人）与他町买卖，不得融通，困难重重，致使店铺昨设今撤，到处搬迁难得定所，家妇不知如何是好。……太过分啦!太过分啦。”表现了町人对幕府统治者腐败行为及其恶政的愤慨和批判。再如当时的江户，到处贴着批判讽刺幕政的“落首”（打油诗），辛辣讽刺和批判了幕府的俭约政策。这反映了町人阶级对幕府统治的反抗精神。然而对幕府统治直接造成有力打击的，应该说是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都市一揆”。从整个江户时代看，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都市一揆”，比以农民为主体发动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但据青木虹二和原田伴彦的统计，也有420余次。江户时代中期后的“都市一揆”，可说以享保十八年（1733）年江户发生的“米骚动”打毁运动为肇始，到18世纪后半叶以后不断增多，尤其是天保年间，至幕末，更加频发和激烈。“都市一揆”的主体势力，初时带有以“町役人”为领导的“？町民一揆”的性质，但是越到幕末，如“改世一揆”那样，下层町人尤其是城市贫民成为主体。“都市一揆”爆发的直接契机，多为发生饥荒、米价飞涨，以及反对幕府或诸藩横征暴敛“御用金”之类强化苛捐杂税等政策。其表现形式，既有如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大阪市民叛乱，也有诸如幕末福知山城下町发生的“一揆”那样，要求藩主撤消“产物会所制”等财政规定，允许米谷买卖自由、降低税收等内容的起义。但是，大多数的“都市一揆”，往往是町民要求当政者降低米价、救济贫民、减轻课税等出于经济目的的自发性斗争，其“打毁”的对象也多是囤积大米的米店和经营“两替屋”等的大富商，而直接“打毁”幕藩统治机构的斗争却极少。然而这不能说其矛头所向只是富裕商人，而不是幕藩统治权力。因为第一是诸如要求降低课税、谴责“代官町役人”的腐败行为，批判和要求幕藩统治者修正“专卖制”和乱发藩札等施政政策，本身就具有反抗和批判幕藩统治的政治性质；第二是因为驱动町民打毁行动的根本精神动力，是要求改变世道的“改世意识”。尤其是后者的“改世意识”，才真正代表了幕末町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
所谓“改世意识”，即要求改旧世道为新世道的思想观念。林基氏的研究认为，“改世”的观念在江户时代见于文献最早是在宝永五年（1708）。当时流行的题为《松平赞岐守上洛为御规式进贡五桶十条真鲷备忘录》的“落首”中说：“屡屡摇斜桶，一心欲改世。此后每当地震时，人们就把“改世”一语当作咒语叨念，意为“改天换地”。天明年间，田沼政权与定信政权交替，时人已称之为“改世”，俳人小林一茶，文化五年、六年的俳句中也有“轻轻拂动世直风，飘飞流传萤火虫”之名句，至化政时期“改世”已是日常用语，并“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到了幕末，由于幕府政治的日益腐败，人们要求改变世道的意识更加强烈，不仅在“落首”中常出现诸如“人所翘首以盼者，改正之世也”，而且诸如“百姓一揆”和“都市一揆”等打毁斗争也成为“改世意识”的行动表现，称之为“改世一揆”。例如，庆应二年4、5月至6月江户町人连续发动的“改世一揆”，不仅持续时间长，“打毁剧烈”，而且波及全国。同年5月大阪町人的打毁斗争与此遥相呼应，规模扩展到西自兵库南至纪州附近的大阪湾沿岸的几乎全部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幕藩的权威，沉重打击了幕藩权力，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还有就是跟中国一样有一定的阶级关系，但中国经过了数年的发展和人格的培养和尊重，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官尊民卑的事情不会发生了，阶级关系已经在数年的时间烟消云散了，他们占有大量土地，有的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仍具有封建性质。有的则雇人耕种，具有资本主义农场性质。但他们的土地在法律上，仍是封建领主的产业，他们要承担封建义务，故与幕藩领主有深刻矛盾，在政治上倾向资产阶级，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东瀛的地主阶级，这是一个新兴的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的发展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有很强的权利要求。但因其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有的人还经常投资于土地，成为新地主，具有地主、资本家一身二任的特点，因此在政治上十分软弱，无力单独领导一场资产阶级斗争运动，主要是一些居住在大城市的享有特权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如三井、住友、鸿池、小野等。他们都是一些特权商人，属于商业资产阶级，同封建领主有联系，但也有冲突，虽缺少斗争要求，但并不拒绝有利于自己的改革，还有就是西南诸藩的大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南部的萨摩、土佐、长州诸藩的大名，也开始经营商业和手工工场，他们逐渐与商人、资本家接近，开始不满幕府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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