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对桓温奏疏的冷淡处理和对弊病的漠视让桓温很生气，但同时也在桓温的意料之中，毕竟这些弊病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自晋元帝东渡江东以来，也不断有人提出过要改革，王敦、瘐亮、陶侃都曾有过类似的改革，但是也都不约而同的失败了，所以桓温意识到，此事的阻止不仅仅是在执掌朝政的王公大臣们那里，可能更多的阻力还来自于对政治和经济资源高度垄断的士家大族们的手里。
对付这些士家大族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武力恐吓，就像当年桓温在京城诛杀庾氏与殷氏的典故一样，在废黜武陵王、诛杀两大豪门大族之后，原本闹哄哄的反桓温势力立马作鸟兽散，再也没有了跟桓温对抗或者在其背使小绊子的想法和念头了。
所以，为了增强东晋的国力，同时也为了打压一下这群牛气冲天的所谓的高门大族们，桓温决定来一次武装游行，抽调兵力再一次进逼京城，只不过这次恐吓的不是朝廷，而是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士家大族们。
当然，在武装进逼京城之前，桓温还要考虑一下外面的事情，目前东晋的对外战争主要是跟前燕打，自洛阳之战大败晋军之后，前燕军队势如破竹，不但全面突破了黄河防线，还一举攻克了荥阳、河南、许昌、陈郡、汝南等地，经过桓温手下将领的拼死抵挡，战线最终稳定在淮河一带，当然，东晋军队自然不能作视领土沦丧，在桓温手下将领的积极进取之下，东晋军队又先后收复了鲁阳、顺阳、项县等地区，战场基本上在黄河淮河之间反复拉锯，但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压倒性的优势，战局也渐渐的稳定了下来。
而前秦自五公之乱后，实力大损，无力再出关征战，所以前秦此时主要是在家休养生息，所以前秦可以暂时不用去考虑。
所以，在保证了前线的安全之后，桓温在合肥点齐了一万名士兵，对外宣称五万，以加强健康西南门户、桓温的老根据地姑孰城的防御，以便更好的拱卫京师为由，浩浩荡荡的往健康进发。
桓温刚率领军队出合肥城，京城里的司马昱就得知了消息，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拱卫京城是假，威逼朝廷是真，而且桓温这种事情也不是干了一次两次了，所以司马昱惊慌失措之下，连忙报告给了皇帝司马丕。
司马丕毕竟还是年轻，政治经验不足，也不知道桓温为何这样做，于是便连忙去向褚蒜子求救。
褚蒜子虽然深居崇德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基于褚蒜子多年的执政经验，以及数次挽救东晋朝廷于危难之中而积累起来的巨大的威望，让褚蒜子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东晋皇族以及士家大族们的精神领袖，司马丕在还是琅玡王时就很敬佩褚蒜子，现在遇到难事了，自也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褚蒜子。
褚蒜子深居佛堂，一心只想吃斋念佛，对朝中之事基本上不过问，虽然如此，但是面对皇帝司马丕和丞相司马昱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来找自己，褚蒜子也不得不接待一下，毕竟这两个一个是皇帝一个是丞相，代表了东晋王朝皇权和相权两大权力中枢。
在听到桓温突然率领重兵要进驻姑孰城，并且还如此高调的时候，褚蒜子马上就明白朝廷肯定是在哪件事情上又惹着桓温了，因为褚蒜子太了解桓温了，突然把他惹毛，否则他是不会如此大动干戈的，于是在褚蒜子的逼问之下，司马昱才支支吾吾的把桓温上奏的《七项事宜疏》的事情说了出来，并直言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桓温所奏之事根本就实现不了。
在褚蒜子要过桓温的《七项事宜疏》看过之后，虽然也是跟司马丕同样极为欣赏桓温所奏之事，但是了解现状的褚蒜子也同样理解了司马昱的难处。
东晋王朝的建议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他不是通过连续的战争来打倒所有的对手来建立政权，而是通过联合在地方上有极大势力的士家大族们来建立的政权，说白了就类似于一个联盟，大家都推举你来当皇帝，但是你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否则的话就分分把你搞下台。
这也就注定了这个政权的基础十分的薄弱，中央根本无法建立像秦汉那样的中央集权政治，除了皇权之外，必须把其他的权力分散给支持他的士家大族们，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而桓温奏疏的核心就是要推翻这种模式，通过扶持寒族素族来分散士族所享有的权力，虽然这样做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但是必然会触动士族们的核心权力，那么士族们是必然会拼死反击，王敦、苏峻皆是因为朝廷要剥脱他们的一部分权力就起兵造反，更何况要把他们的夺取他们的核心利益呢。
另一方面士族们大都经过了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积累，是家族传承动辄就是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其积累的财富和势力都是无法想像的，所以一但士族阶层集体动乱起来，那么必定是地动山摇，东晋王朝也必然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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