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粮米主要通过洛阳中转供给，眼下粮食难以运入，除了匪乱横行，更关键的是洛阳方面暗中削减，对关中的粮食供应，刻意拿捏长安命脉。
从前两都共治，如今长安文武提起洛阳，眼睛里都带着刀子。
暂且不论各方是否暗中盘算，要将吴杲拱成太上皇。
哪怕长安不自立为帝，也不允许洛阳出一个皇帝。
这天下，一山不容二虎。
逼段晓棠交出薯种，断不可能。
好商好量，她还愿意在民间，将薯种放出来。
万一人逼急了，她全酿了酒，旁人又能说什么！
在南衙及朝堂的共同施压下，京兆府全力以赴，柳恪带人逐户排查，顺带清剿街巷游荡地痞无赖，一举收押数百闲散滋事之徒。
将人关在监狱里，纯属空耗粮米，柳恪索性将这批人充作苦役。
修补城墙、深挖疏通淤塞城内水道、整修城郊官道……各处繁重工事皆有劳力可用，一举两得。
权贵世家豢养大批底层地痞无赖充当黑手套，但凡有不便亲自出面的阴私勾当，都交由这类人动手。
凡有往来，必有痕迹。
一轮轮层层筛查，比对证词之后，案情终于露出眉目。
一名粮商出面包揽罪责，顺着这条线索深挖，最终牵出幕后授意之人，一名名叫郑新觉的底层小官。
他究竟是纵火的主谋，还是只是台前推出来的挡刀棋子，众人纵使心中存疑，却不便再往深处追查。
万万不可只因此人姓郑，就简单将归罪于荥阳郑氏。
世家分支庞大，并非每一名子弟都与宗族核心利益捆绑，听命于家族。
可这依旧是一条绝佳的突破口。
若族中高层隐晦暗示郑新觉动手，事后置身事外，将所有罪责推给边缘族人。
郑新觉为保全妻儿老小，也绝不会供出真正的主谋，只能独自扛下所有罪名。
加之荥阳郑氏的属地，邻近洛阳地界，难保不是洛阳方面安插在长安的暗线，蓄意削弱长安民生根基。
众所周知，段晓棠少有和世家大族打交道。
唯一能和郑氏扯上干系的，无非是当初吏部卖官案里的郑奇文。
彼时段晓棠全副心神，都放在应付战事上，两人根本没有接触。
得知真相后，段晓棠不怕死的来了一句，“没想到荥阳郑氏，竟与地痞无赖为伍。”这话她是在政事堂中公然说出。
这一次政事堂议事，非非常时刻，段晓棠依例到场列席。
她心中暗笑，当初白旻在并州为了瞒天过海，拿荥阳郑氏的名头做筏子，没想到最后这把火，竟然烧到了自己头上。
经过三司审问，最后的结果荒谬可笑。
段晓棠都没法说是假的，因为实在超脱正常人的思维。
郑新觉和段晓棠，没有私人恩怨，单纯政见不合。
段晓棠听到这四个字，只觉哭笑不得。
她在外，表现出何种政治倾向？
她真正的政见，压根不敢表露在外。
宗元玮当着满堂文武，平铺直叙道出郑新觉的供词。
“郑氏此前曾向王仆射上书进言，红薯亩产远超五谷，应当归入正粮名录，一并核算赋税，统一征缴。”
不待其他非专业搞政斗的人，理清其中层层算计，宗元玮赶忙补全说辞，“王仆射并未采纳，郑氏心怀不满，故而暗中授意地痞纵火，以此泄愤报复。”
段晓棠一时没能理清其中弯弯绕绕，本能反驳，“王仆射拒绝了，心中有怨，烧王家的房子去，凭什么烧我家的铺子！”
宗元玮清了清嗓子，勉强圆上说辞，“王家没有红薯。郑氏自觉红薯若不纳入赋税，无法充盈国库，为国增收，便不该在民间流通。”
他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忠君爱国，好一番真知灼见？
可惜郑新觉想的太简单了，段晓棠怎么可能将红薯全部存储在五谷豆坊之内？
或者说，郑新觉只是震慑段晓棠，想让她知难而退，不敢再轻易的向外推广红薯。
天知道，这是凶名在外，软硬都不吃的段晓棠。
直至走出政事堂，段晓棠依旧无法理解郑新觉的逻辑。
都是读过书的文化人，但她很多时候都觉得，比起市井百姓，更难理解权贵世家的脑回路。
百姓的诉求很简单，食饱衣暖之余，攒下几个小钱，安稳度日。
但权贵的胃口太大，大到超脱了正常人的想象。
段晓棠有时怀疑，他们究竟天性贪婪，还是身居高位久了，无惧无畏，不知死活。
回南衙的路上，段晓棠依旧满心费解，“姓郑的到底什么意思？”
听着倒是大义凛然，为国增收。
段晓棠入大吴的户口多年，总共才交一年的税，对内里关节，不甚明白。
卢自珍世家军方两头踩，在哪边都算得上一个二五仔。
“千年以来，天下皆以麦、粟、稻为主，朝廷征税也是以它们为参照，春秋两征。红薯丰产，收获的季节却和它们错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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