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勇，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要公演了，地点在天桥剧场，周六开始卖票。”
李奎勇撇撇嘴，“他演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跃民，你丫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甭跟我这磨磨唧唧的。”
钟跃民一脸讪笑，“我估计天桥卖票那天，全四九城的顽主都得去。我这不是心里没底想叫你跟我一起去吗。”
不等李奎勇回话，钟跃民抢先说，“奎勇，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什么时候需要还，你只管开口。”
李奎勇一脸坏笑，“你丫身上有那个艺术细菌吗？你是看舞蹈还是看大腿？！装什么大尾巴狼！”
钟跃民哈哈大笑，“奎勇，你丫可够反动的，那可是革命的样板戏！自打风暴开始，见天的《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看把列宁同志给忙的，我踏马都快把电影台词背下来了。”
“成，星期六我准到。都是哥们儿，人情不人情的就不说了，你帮我找几张蓝军邮兹当我的跑腿儿费了。”
钟跃民大手一挥，“没问题，小事一桩，那邮票我家里就有。奎勇，别怪我没提醒你，那种邮票已经作废了。”
李奎勇看着钟跃民离去的背影喃喃道，“跃民是可以深交的朋友…”
李奎勇的父亲叫李顺发，解放前从河北农村逃荒到四九城。一没文化二没技术，到了城市只能卖苦力，拉上了黄包车。
那时的黄包车夫和后世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一样，都属于早上一睁眼就得为车份儿钱奔波劳累的命。不同的就是黄包车夫更累更辛苦，挣得钱更少。
家无隔宿之粮，灶无半星之火就是李顺发的真实写照，娶妻生子对李顺发来说就是痴人说梦。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李顺发也加入了三轮车联社，从此不光不用为车份儿钱发愁，每月还有工资可以领。李顺发回了趟老家，从农村娶了媳妇回来，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李顺发夫妻一共生了九个孩子，活下来六个。李奎勇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有七张嘴要吃饭，就靠李顺发一个人挣钱养家。每天饿得前心贴后背，李顺发也只能勒紧裤腰带埋头拉车。
他的身体也就是从那时起垮掉的，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李顺发死了，死于肾衰竭和心脏病。
父亲一死，李奎勇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虽然他还在上初中一年级，却承担起了管理全家经济来源的责任，连母亲买菜也得向长子要钱。
在这个家里，弟弟、妹妹们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却不敢不听李奎勇这个当大哥的话。
李顺发在世的时候，平时吃饭只有李奎勇能上桌，李奎勇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只能蹲在地上吃。
看着两间加起来只有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李奎勇就是一脸的苦笑。家里七口人的一切活动基本都是在床上进行的。说是床其实就是红砖和木板搭起来的大通铺。
李顺发死后，国家每月按时给李家发放抚恤金。抚恤金是按家庭人口发放，每人每月十五块钱。李奎勇家七口人领的钱倒是比李顺发活着的时候工资还高。
胡同里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要么极其自卑，要么就极其自尊。当然在极其自尊的背后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卑。
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的年代里，李奎勇家的孩子属于极其自尊的那一类。
李奎勇从小练摔跤、学拳法、举石锁，就是为了不受欺负追求平等。在他简单的思想里，你不给我平等我就打的你给我。
李奎勇双手插在裤兜里走出了胡同，菜市口以西的厂内、厂外大街全是平民居所，也是四九城最破烂的地方。
李奎勇沿着大街走了一站路，然后七扭八拐的来到一处筒子楼。上了二楼，直接进了一户人家。
一进屋，一股酒味、烟味夹杂着臭脚丫子的味道扑面而来。李奎勇骂了一声操，然后打开了窗户。
“奎勇，你丫是不是有病？！大冬天的开什么窗户！撒癔症呐！”床上睡觉的两个人被冻醒后直接开骂。
“孙贼，胆肥了！连你李爷都敢骂！你们这帮小丫挺的就是欠收拾！”李奎勇上去就掀了两个人的被子。
“卧槽，算你丫狠！”“奎勇，把被子还给我。你的钱都准备好了，就在我裤子口袋里，你自己拿。”
李奎勇把被子丢给二人，拿起床上的裤子就是一通翻找，然后掏出一沓“大团结”塞进了自己口袋里。
“奎勇，小六他们又被瘸三的人打了。佛爷没了场子拿什么孝敬咱们，今儿个说什么都要给那帮丫挺的放血。”
李奎勇目露凶光，“瘸三算个几把，就今天晚上，你和他们约地方。上次打我闷棍的账今儿个一并清算，老子早就给他们拉好了清单！”
“你丫点儿真背，家门口被人打了闷棍还被打的口吐白沫。今儿个说什么都要花了（见血）那帮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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