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彦成在处理海盗问题时，也因过度使用赏赐的方法而受到批评，甚至因此遭到了弹劾，并被发配至伊犁军台，以示惩罚。
不过，那彦成的才能并没有被完全埋没。嘉庆十二年（1807年），他再次被朝廷重用，先后担任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及江南副河道总督等职。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他又回到了陕甘总督的岗位，继续为国家效力。
五、平定教乱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中国北方地区爆发了由天理教领导人林清和李文成主导的大规模起义。此次起义迅速发展，对清廷构成了严重威胁。起义军在多个地区活动，其中林清在北京郊区的黄村组织起义，而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领导另一支起义队伍。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面，清廷最初命令直隶总督温承惠负责镇压，但由于温承惠未能有效控制局势，清廷决定派遣更有经验的那彦成前往指挥。那彦成当时担任陕甘总督，因其在之前的平叛行动中有过成功的经历，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协调直隶、山东、河南三地的清军力量，全力镇压起义军。此外，清廷还调派了杨遇春协助作战，加强了镇压力量。
那彦成接到命令后，立即从陕西潼关出发，率领军队经孟津渡过黄河，抵达河南卫辉。在卫辉，那彦成了解到滑县一带起义军人数众多，达到了三万之众。面对如此庞大的起义军，那彦成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战略，集结兵力，对起义军进行了包围。
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那彦成指挥清军对起义军实施了围剿。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在清军严密的包围下，逐渐陷入了困境。最终，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李文成和他的几位主要同伴在被围困的情况下选择了自焚，以身殉道，表明了他们坚定的信念和对抗到底的决心。
随着李文成等人的牺牲，起义军失去了核心领导力量，起义也随之失败。那彦成因在此次镇压起义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嘉庆帝的高度赞扬，并因此被授予太子少保衔，加封为三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并获准祭拜其祖父阿桂的陵墓，彰显了皇恩浩荡。此外，那彦成还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表彰他的功绩。
六、再次被贬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那彦成在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因涉嫌滥用赈灾粮食款项而面临严重的指控。赈灾款项本应用于救济受灾民众，但那彦成却因管理不当或挪用资金而遭到弹劾。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严重的渎职和腐败，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也损害了清廷的声誉。
在调查之后，那彦成的行为被认为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他被判处死刑。然而，那彦成在得知判决后迅速筹集资金，赔偿了所有涉及的款项。这一举动或许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也显示了他在紧急时刻的应对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
与此同时，正值那彦成的母亲去世，这使得原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那彦成更加处境艰难。嘉庆帝考虑到那彦成在平定天理教起义中所做出的贡献，认为他仍有可取之处，并未选择执行死刑判决。相反，嘉庆帝决定给予那彦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原本计划将其发配至伊犁军台服役赎罪。
但是，鉴于那彦成母亲去世的情况，嘉庆帝最终决定宽恕那彦成，免去了他的流放处罚。
七、东山再起
在清朝嘉庆与道光年间，有一位名叫那彦成的重臣，其仕途跌宕起伏，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展现才华，实现“东山再起”。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那彦成的职业生涯迈出了重要一步，他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讲，这一职位不仅标志着他学识的认可，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他步步高升，历任理藩院尚书、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高官，展现了卓越的行政才能和法律智慧。
然而，仕途并非一帆风顺。道光二年（1822年）十月，那彦成再次被委以重任，出任陕甘总督。这一任命背后，是青海境内的一场民族纠纷：黄河以南的藏民突然袭击了黄河北岸的蒙民，导致双方关系紧张。面对这一复杂局面，那彦成迅速行动，他首先果断地逮捕并处决了挑起事端的藏民首领，有效遏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同时，他切断藏民的武器供应，对受害者蒙民进行安抚，并在沿河地区增派军队，对藏民实施严格管制，以此确保地区稳定，最终成功平息了这场纠纷。
道光五年（1825年），那彦成的仕途再次迎来高峰，他第二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一职务使他成为北方重镇的最高行政长官，肩负着维护地方治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
道光七年（1827年），新疆地区爆发张格尔叛乱，局势动荡不安。由于那彦成对新疆情况了如指掌，他频繁受到道光帝的召见，成为皇帝决策时的重要参谋。清军平息叛乱后，那彦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处理战后善后事宜。他深知稳定边疆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对参赞大臣的考核与监督，提议允许他们携带家眷赴任，以稳定人心，增强官员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同时，他亲自参与并主导了新疆城垣的修建工作，强化了边防要塞的军事部署，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边疆地区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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