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永林略带不满地说：“瑞凤同志，我闲着没事，跑你这儿逗闷子来了？我是真着急啊。”
王瑞凤主管工业和国有企业，平时对民营企业关注得少，但对龙腾集团还是有所耳闻。毕竟周鸿基的儿子周海英辞职后，就去了龙腾集团当董事长，这事儿在东原动静不小。王瑞凤来东原的日子不短了，也听了不少关于龙腾集团的传闻，心里明白，这龙腾集团就是周海英他们一帮人搞起来的。
齐永林无奈地说：“你说这龙腾集团，一家小小的皮包公司，竟然比我们堂堂东投集团牌子还硬、面子还大。瑞凤市长，你从省城来，见多识广，你听说过这么离谱的事儿吗？你说说他这是仗了谁的势？”
王瑞凤心里清楚，这是在暗指周鸿基。而周鸿基在东原群众心里那是有着特殊地位的。要是没有周鸿基大力推动，东原的群众说不定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呢。而且周鸿基对周海英要求挺严，不过，看这情况，这些事儿很可能是周海英打着老爷子的旗号在外面瞎搞。王瑞凤刚到东原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些，她对周鸿基这样为东原做出过贡献的干部，从心底还是敬重的，便说：“齐市长啊，关于执照和线路的事儿，我亲自去协调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齐永林用手重重地敲了敲桌子，说道：“瑞凤同志，现在可不仅仅是一张执照、几个线路的事儿，这背后反映的是制度和机制的大问题。我不是说民营企业不能申请项目，而是所有企业都得有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吧？这‘不患寡而患不均’嘛。你瞧这龙腾公司，跑去省城一趟，就能把长途线路拿下。他们这种民营企业，哪来的这么大能耐？我们是合法经营，我听说他们往省城的车上，一个车上就50多个座位，他们是敢装100人啊？这种野蛮生长、无序发展的态势，对我们这些正规企业的冲击太大了。这背后都是周海英嘛，他小子，在建委就胡搞，我要不是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我早就应该办了他。”
王瑞凤之前没太留意周海英曾是建筑公司一把手的事儿，只知道他是建委书记，所以，对夏光春审计的事，并没有和周海英联想到一起，便表态说：“周海英那儿，我找个时间跟他谈谈。毕竟周鸿基对东原有特殊贡献，每次我回省城，碰到周老爷子，他都苦口婆心地让我多管教周海英。”
齐永林不客气地说：“瑞凤同志，我发现你们还是有点搞个人崇拜那味儿。很多人把吃饱饭这事儿，全归功于周鸿基一个人。实际上，是小岗村率先搞起包产到户，这股风才在下面刮起来的，周鸿基也就是把这事儿拿到了咱们东原的桌面上。就算没有他周鸿基，也会有别人站出来做这件事。不能把历史大势推动的发展，功劳都算在一个人头上。实事求是地讲，周鸿基同志是个好同志，政治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也丰富，但要当副省长，还得有长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格局，很明显，周鸿基同志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
王瑞凤听着齐永林发了这一通牢骚，无奈地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她早就知道，齐永林和周鸿基之间矛盾不小。特别是周鸿基到省政府任职，第一件事就是向省委大力推荐钟毅同志接任市委书记，这事儿肯定让齐永林心里特别不痛快。
王瑞凤说：“你这话可有点过了，不能否认前任的历史功绩。整个东原在省内率先实现包产到户，要是没有周鸿基大力推动，这事儿落地说不定得推迟很久。这事儿推迟一天，说不定就有老百姓要挨饿，推迟一年，那得耽误多少生产啊，多少人要饿死还说不定。”
齐永林不想在这事儿上跟王瑞凤起争执，便说：“嗯，鸿基的事儿，就交给历史去评判吧。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拿到线路和执照。瑞凤啊，我好歹也当过东原市长，办这点事儿都这么费劲，咱们省上真得好好反思反思了。”
王瑞凤心里自然明白，虽说自己身份地位特殊，但要改变这种局面，可不是发几个文件、处理几个人就能解决的。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文化现象，一种流淌了千年的传统和陋习，好像不请客吃饭、不打招呼、不走后门，事儿就办不成。这可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土壤造成的。
王瑞凤说：“齐市长，咱俩心里都清楚，省厅的事儿咱们管不了，在东原的地界上，咱们还能管一管。你说的周海英这事儿，我记下了。要是跟他谈话解决不了问题，就用行政手段，前提是得抓住龙腾集团违法的把柄，只有这样，咱们才能依法查封它。”
齐永林还是气不过，说：“查封，查封恐怕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看只有把周海英赶出东原，东原才能有个清朗的环境。”
王瑞凤笑着说：“可没哪条法律规定能把人赶出东原啊，咱还得依法办事。只要有确凿的违法线索，查实后一定严惩不贷。”
夏光春回到审计局后，赶忙把电话打给了夏南平。夏光春和夏南平是一家人，论辈分，夏光春还得恭恭敬敬喊夏南平一声叔叔。夏光春把建筑总公司的事儿，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地跟夏南平沟通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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