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时节，小麦收割在即。我与常务副县长刘超英、县农委主任吕连群、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焦杨和农业口的同志一行八人乘坐两辆车，开启了对全县六个乡镇的农业生产调研。本来是计划调“吨粮田建设”建设成效，但在知道 “吨粮田建设” 成果数据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之后，让整个调研变得异常沉重。
车辆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前行，窗外的田野里，成片的庄稼在热浪中显得有些萎靡。每到乡镇便深入田间地头，直接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在乡镇，随机选了二三十户群众家里，没有经过干部的预先安排，没有任何人打招呼，都是谢白山开到哪里，随机一听，我们走进了群众家中。多数的群众开始都有些局促不安，看到大家皮肤黝黑，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大家都颇为无奈的坦诚，冬小麦和夏玉米两季能收个一千五六百斤，那都得是风调雨顺、精心伺候的好年景。啥吨粮田，大家都只是听到过自己村里或者不远村里的个别群众，能够达到这个规模，但细细求证，当事人多说是讹传，只有两三户勉强达到了这个水平。
甚至不少群众悄悄透露，村里统计产量时，根本没人上门核实，都是村干部凭感觉估算的，这也和城关镇党委书记杨明瑞所说的能够相互印证。
经过一天的奔波，走了六个乡镇后，我们带着沉甸甸的调研“成果”返回县委大院。在摇晃的汽车上，车内的空调似乎也驱散不了众人心中的烦闷。常务副县长刘超英眉头紧锁，一脸无奈地打破了沉默：“朝阳县长，说句掏心窝子的实在话，连我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局面。国家三令五申，高度重视农业产量的统计工作，咱们县里更是专门召开了粮食统计的专题会。泰峰书记、董县长和分管的黄县长在会上言辞恳切，对统计局和农业局的干部提出了严格要求，可现实却狠狠打了我们的脸。现在看来，这些干部太不负责任了，把统计表格一发，就不管不顾了，很多同志压根就没进村入户实地调查。就拿刚才的东园村来说，村支书张口就报产量，随手就填数据，这样瞎糊弄出来的粮食产量竟然一级骗一级，怎么能经得起上级的检验？简直太儿戏了！”
听着刘超英的话，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从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想象。如果只是一两个村、一两个乡出现数据造假，或许还能归结为个别基层干部的失职。但如今，在与众多农户坦诚交流，让他们放下心中顾虑、实话实说之后，却发现全县所有乡镇和村的粮食产量，竟然都是由乡村两级干部凭空估算出来的。当然，责任不全在基层啊，上级部门来核实抽查时，仅仅到各乡镇的实验田走个过场，就把试验田的高产数据当作整个县里的平均产量进行估算。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多出了几亿斤粮食。我看，这已经不是数据的虚假，更是对国家农业政策的亵渎，对农民利益的严重损害。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超英县长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反思深层次原因啊。首先，咱们得重新审视百万亩吨粮田建设的目标是不是贴合实际。我认为，这不该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应该像‘七五’规划、‘八五’规划那样，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嘛。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充分考虑高产田、中产田和低产田的实际情况。不切实际地要求所有农田亩产过吨，根本就是违背科学规律的决策。其次，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必须深刻反思。难道县委政府每次到基层，只围着桌子转吗？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以及村干部们造假。咱们得县委政府真的不清楚这些粮食产量数据是估算的、存在大量水分吗？关起门来，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可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实话，纠正这些错误呢？”
刘超英与我并坐在后排，他微微点头，面色凝重地回应道：“朝阳县长，说句实在话，当初泰峰书记推动这个吨粮田建设的时候，给每个县领导都分配了联系乡镇，要求一个县领导负责一个乡镇的相关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县领导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拿我来说，当时我联系的富光乡给我分了一块试验田，我每年也就小麦收割和嫩玉米成熟的时候，我抽空去一趟，走个形式。其他时间，我根本没怎么关注，都是乡里的农技推广站在负责。每次收麦子的时候，确实会在现场进行称重，这几年最差的一年，那块试验田亩产都接近 2100 斤。可大家心里都明白，农技推广站为了出成绩，用的都是最好的肥料和农药，施肥的时间节点和用水都把控得极为精准。但这只是试验田的特殊情况，不能代表全县的平均水平。而所有县领导都这样‘做样子’，实际上就是在欺骗群众、糊弄上级啊！”
我忍不住感慨道：“是啊，我们这样的行为，给群众带来了多么沉重的负担！一边是虚报的高产量，另一边却是群众实实在在增加的负担。这一增一减之间，群众一年要多支出近百元的提留统筹费用。钟书记之前总爱说，咱们的群众是最善良、最朴实的。可如今，我们这些干部却辜负了他们的信任，真应该好好向群众谢罪！如何向市委领导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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