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椿的信最后还是到了苏水寿的手上。
在苏水寿被陷害监禁在家后，他却是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开始研究和学习。
苏水寿在学习研究了很多工人运动，同时切身体会了剥削阶级设置的法律，可以用更为深远的眼光看到了社会的发展。
他看着这些信件，把资料整合起来，开始动笔写下自己所想。
首先，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经济基础即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里，决定社会形态的究其根本的基础其实就是经济基础。
就像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要么是追求一定的权利（比如欧洲农民起义），要么就是封建王朝的循环（比如东方王朝境内的农民起义）。在没有市民阶层，也就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时，以农民为代表的下层群众只能说是在“悲哀的循环”。
任何睁着眼睛的人都不会否认农民在于推翻封建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以广大农民（至少在工人还没有成形，又或者说农民没有转化成工人时）为代表的底层人民群众其实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这无疑是生产力的巨大来源，也就是经济基础中生产力的巨大来源。农民可以成就世界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可以做任何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些都必须在知识分子，或者说市民阶级，亦或是无产阶级的指导下完成，否则农民的盲目性和狭隘性会导致封建王朝的循环往复。
简而言之，农民是拥有最广泛，最具有活力的生产力阶级。
工人阶级则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他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是农民的进阶。因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而工人可以算作是破产的农民，是彻底的无产阶级。
由于工人受压迫更重，生活更没有保障，所以他的革命性会更高，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
如果以农民为标志，由此推知，工人运动如果没有指导，很有可能也会陷入资本主义的可悲循环。
为什么这么推？逻辑链于下：工人来自于农民，市民等等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任何以自发性为基础的活动必然是循规蹈矩，依旧在资本主义的规划下活动的，是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也就是说，工人的自发运动只会和农民一样，追求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不是让社会形态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工联主义（其主张社会和谐，劳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反对暴力革命，而进行经济的抗争。注重维护工人的利益，但是争取公平的工资的主要手段，就是由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组成仲裁法庭调解劳资纠纷，以达成劳资两利的协议。但是，在作者看来，他们忽略了“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个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资本家制定的法律必然是偏向于资本家的。这就导致工联主义最重要的维权手段从根本上就是无稽之谈。你最大的武器居然是敌人施舍给你的，你还觉得自己能打的过对面？他们大多数人以及绝大多数的努力在资本家眼里就是一个个跳梁小丑，一件件徒劳无功的事罢了。），亦或是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社会改良主义（这些理论总体上就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鼓吹阶级合作，主张渐进式改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执政的主义思潮。）。
看到这，有没有想起来我们祖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不就是如此么？所谓的重庆谈判不就是如此么？事实证明，任何想让压迫者平白无故的让权于被压迫者的异想天开，换来的只能是“戊戌六君子”以生命为代价的喊醒世人“改良行不通，唯有革命成”；只能是重庆谈判的破裂，双方内战的开始！
最后都是暴力革命才能换了新天！
苏水寿研究到这儿，说明了一件事，也就是工人是伟大的，但也是盲目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目的准的纲领，那么工人的自发运动不是被统治者镇压就是被资本家利用。
“工人阶级在没有外来力量的引领下，本质上与农民阶级并无不同，或者说，两个阶级都可以算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苏水寿继续思索着。
苏水寿进一步研究了怎么完成革命，怎么完成社会变革。
主要的锚点就是两个，一个是纲领，另一个就是组织。两个小问题其实是一个大问题，究其根本，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完成方法。
纲领：既然工人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那就从外边灌输进去！
这个纲领必须足够大！既不能仅限于无产阶级内部的关系，也不能仅涉及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群体之间的劳资关系，亦或是只涉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国家与整个无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关系，而是要只有涉及无产阶级“外面”的一切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现象的关系，才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说简单点就是纲领不能局限于自身，某一群体，某一国家，而是要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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