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山从挎包里掏出水壶，递给周小川。水是温的，带着塑料壶的味儿。周小川喝了一口，舍不得多喝。哨所用水全靠每周一次的补给车，每人每天定量三升，喝、用、漱口全在里面。
“班长，你在这儿十二年，咋待得住的？”周小川忍不住问。他想念家乡的青山绿水，想念湿润的空气，甚至想念城里恼人的堵车和霓虹灯。
杨大山没立刻回答。他走到界碑前，伸出手，手掌贴着碑面。花岗岩被太阳晒得滚烫，可他的手心更糙，老茧摩擦着石头，发出沙沙的轻响。
“看见这碑了吗？”他说，“它底下，埋着东西。”
“啥？”
“我爹的烟斗。”杨大山的声音很平静，“他是工程兵，六十年代来修这条路，病倒在这儿。临终前，他跟我说，娃，爹回不去了，你把爹的烟斗埋在这碑底下，让爹看着这条路。”
周小川愣住了。他看向脚下，黄沙漫漫，看不见任何标记。
“不只是我爹。”杨大山的手还贴在碑上，像在感受它的温度，“1950年，第一支勘界队在这里立碑，三个战士迷了路，再没回来。1976年，大雪封山，补给上不来，老班长带着人扒骆驼刺的根吃，最后活下来的，只剩他一个。1998年，沙暴，哨所被埋了一半，是当时的指导员用身体挡在门口，让新兵先钻出去...”
他顿了顿，转过头，看着周小川：“这戈壁上，每一粒沙子，都听过誓言；每一块石头，都见过牺牲。你觉得荒，我觉得厚。你觉得空，我觉得满。”
风从戈壁深处吹来，卷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界碑沉默地立着，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像一枚钉进大地的钉子。
回到哨所，已是傍晚。太阳西沉，把整个戈壁染成血红色。炊事员老赵——其实也就三十出头，但在哨所兵龄仅次于杨大山——正在做饭。所谓饭，就是罐头肉炖土豆，加点脱水蔬菜，主食是压缩饼干。
“小川，来，帮个忙。”老赵招呼他。
周小川走过去，看见老赵从库房深处拖出个木箱，打开，里面是些瓶瓶罐罐，装着种子。
“这是...”
“菜种。”老赵小心翼翼地捧出个玻璃瓶，里面是些干瘪的茄子籽，“咱们哨所后面，不是有片小洼地吗？我寻思着，试试能不能种点菜。”
“这儿能种活？”周小川怀疑。他见过那片洼地，除了几丛骆驼刺，什么都没有。
“试试呗。”老赵眼里有光，“我爹是农民，他说，只要肯下功夫，石头缝里也能长出庄稼。再说了...”他压低声音，“班长他媳妇，前年寄来的种子，一直没舍得用。”
周小川这才知道，班长杨大山结婚了，媳妇在山东老家。结婚八年，团聚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哨所墙上贴着的合影里，班长穿着军装，嫂子穿着红袄，两人都笑着，可眼神里藏着说不出的东西。
那天夜里，周小川站岗。月很亮，冷冰冰地挂在头顶，把戈壁照得一片惨白。风停了，寂静便从四面八方涌来，浓稠得像化不开的墨。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死寂”——没有虫鸣，没有鸟叫，连风声都没有，只有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在无边的空旷中被无限放大。
他有点慌，握紧了枪。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狼嚎，悠长，苍凉，在夜空下荡开。紧接着，哨所旁的狗舍里，铁蛋低低地呜咽了一声。
“别怕。”杨大山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披着大衣，站到他身边，“是狼，但不敢过来。铁蛋在呢。”
“班长，你咋没睡？”
“睡不着，起来看看。”杨大山点了支烟，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想媳妇了。”
周小川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十九岁，还没谈过恋爱。
“我媳妇叫秀兰，名字土，人好。”杨大山吐出口烟，烟雾很快被夜色吞没，“结婚那天，我穿着军装，她穿着红袄。我说，秀兰，我守边，你守家。她说，你守到啥时候，我等到啥时候。”
他顿了顿：“今年是我守边的第十二年。她等了十二年。每次打电话，她都说，没事，家里好着呢。可我知道，爹娘老了，孩子要上学，地里活重...可她一句怨言没有。”
周小川看着班长。月光下，这个山东汉子的侧脸像戈壁上的岩石，坚硬，沉默，可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班长，那你为啥...不申请调回去？”
杨大山深深吸了口烟，把烟蒂在鞋底摁灭。“我走了，谁来看这碑？”他指了指黑暗中界碑的方向，“我爹的烟斗在底下埋着呢。老班长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大山，这碑，这线，得有人守着。守住了，家才在，国才在。”
他拍拍周小川的肩：“你还小，不懂。有些事，总得有人做。就像这戈壁，看着荒，可地底下有石油，有矿，更重要的是，它是咱们中国的土地。咱们的脚踩在这儿，界碑立在这儿，这道线，就实实在在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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