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带伞吗？”
“带了。”
“带够药了吗？你一换地方就咳嗽。”
“带了。”
她终于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身看他。月光落进她眼里，盛着水，却不晃，沉静得让人心慌。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小袋晒干的桃核。
“砸开，仁是甜的。”她说，“我挑了最饱满的，泡了七天水，又晒了三天——不能太干，太干仁就苦了。”
他接过，布包还带着她掌心的温度。
她又顿了顿，从脖子里拽出一根红绳，绳上串着一枚小小的铜铃，铃身已磨得发亮，边缘有些毛糙，像是被无数个日夜摩挲过。
“我妈留下的。”她说，“她说，铃响一次，就是有人想起她一次。”
她把铜铃塞进他手心，手指冰凉，却用力握了一下他的：“你听见它响，就记得——青河村的地，是暖的。”
他喉咙发紧，想说什么，最终只点了点头。
第二天清晨，他背着行李走出村口。没敢回头。
可走了半里路，终究还是停住，慢慢转过身。
她站在老槐树下，穿着洗旧的蓝布裙，手里攥着一把刚掐的野麦穗。风起，麦芒飞扬，她抬手遮眼，却没放下。
他就那样站着，看她站成一帧剪影，嵌在青灰的天与赭黄的土之间，单薄，却固执地不肯模糊。
后来，他真的走了。
四年大学，两年支教，再三年在南方一所民办中学教语文。他寄过信，起初每月一封，写青河村的雨、新栽的杨树、村小翻修后的红漆门框；后来变成季信，再后来，一年一封，字迹越来越简，内容越来越薄，最后停在第三年冬，信封退回，地址栏上盖着“查无此人”的红章。
他托人打听，才知林晚三年前就搬走了。没人说得清她去了哪儿。有人说她跟一个跑长途货运的司机走了，有人说她去城里做保姆，还有人说，她爷爷病重那年，她卖了老屋，揣着钱消失得干干净净。
陈砚修没再问。
他只是把那枚铜铃锁进抽屉最深处，连同那包桃核——七年过去，桃核早已干瘪发黑，再难剥开。
他以为，这就够了。
记忆封存，情意入土，连同那片土地，一起成了他生命里不可复刻的标本。
直到此刻，他重新站在青河村口，槐树影子依旧斜斜地铺着，像一道未愈的伤疤。
他走进村子，发现变化比想象中少。老屋还在，只是墙皮剥落得更厉害，窗框上糊着塑料布，风一吹，哗啦作响。他敲了三下门，没人应。推门进去，堂屋空荡，供桌蒙尘，香炉里积着厚厚的灰，唯有一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还摆在正中——林晚站在爷爷身边，扎着两条粗辫子，笑得露出一颗小虎牙。
他伸手，指尖拂过相框玻璃，凉而涩。
隔壁王婶听见动静，端着簸箕出来，一眼认出他，惊得簸箕差点脱手：“砚修？哎哟我的天！真是砚修啊！”
他忙点头，递上带来的糕点。
王婶拉他进屋，絮絮叨叨：“你可算回来了！晚晚她……”话音戛然而止，她猛地捂住嘴，眼神闪躲，“嗐，我这老糊涂，说岔了。”
“晚晚？”他心跳骤然失序，“她……还在村里？”
王婶叹口气，抹了把眼角：“在呢，在呢……就在西头，老砖窑那边，租了两间房，开了个小诊所。”
“诊所？”
“嗯，赤脚医生，跟镇上卫生所签了协议，专看头疼脑热、跌打损伤，还接生。”王婶压低声音，“前年暴雨冲垮了东沟桥，她冒雨蹚水去给羊倌婆娘接生，回来发了三天高烧，差点……”她摆摆手，没再说下去，“不过现在好了，人精神着呢。”
陈砚修没再听下去。
他道了谢，转身就走，脚步快得几乎踉跄。
西头老砖窑，他熟。小时候那里堆满废弃砖坯，他和林晚常躲在窑洞里躲雨，窑壁沁着水珠，滴答、滴答，像时间在喘息。
他远远就看见那两间灰砖小屋。屋前搭着简易棚子，挂着褪色的蓝布帘，帘上用白漆写着“林氏医馆”四个字，笔画稚拙，却一笔一划，力透布背。
他停在帘外，抬手，却迟迟没有掀开。
帘子忽然从里面被掀开一角。
她出来了。
穿着素白棉布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纤细的手腕，腕骨伶仃，却透着韧劲。头发剪短了，齐耳，乌黑，被一根木簪松松挽住，几缕碎发垂在颊边。脸上没什么妆，只眉目清晰，鼻梁挺直，嘴唇淡粉，像初春刚绽的桃瓣。
她正低头整理药箱带子，听见动静，抬眼。
目光撞上。
时间凝滞。
她手里的药箱“啪嗒”一声掉在地上，铝制箱角磕在青砖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她没弯腰去捡。
就那样站着，静静地看着他，眼睛睁得很大，像要把他整个人吸进去，又怕一眨眼，他就散了。
风从巷口卷来，掀起她鬓边碎发，也掀动他衬衫下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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