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仁宗满心希望蒙古人学习儒家学说和汉人治政经验，共同治理好国家。但以蒙古人当时的实际权力结构而言，奉行唐宋以后的封建体制并不是最好选择。
用马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关系并不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
蒙古人刚刚从部落社会走过来，他们的权力结构类似于封邦建国的周朝。
大元皇帝为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蒙古诸王则为诸侯，在各自的领地享有行政、军事、财政和司法权。
秦汉两朝用了四百多年时间，才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唐宋两朝又用了近六百年时间，才勉强完善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元仁宗想利用儒家学说，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过此前用两千年时间走过的路，显然难度极大。所以，忽必烈才将行汉法和遵蒙制并行，尝试着一点点加强中央集权。
那么，元仁宗能不能学习汉武帝施行推恩令呢？
难度同样极大。
因为，中原文明的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次子和庶子们从法理上不具备继承权，所以他们举双手拥护雨露均沾的推恩令。
蒙古贵族奉行的是世袭推举制。这意味着每一个儿子都有希望获得继承权，举手表决，能者居之。在能获得一整块蛋糕的时候，什么人还会希望把它分成几块呢？
当然是，无能且无望争取到蛋糕的人。而这些人的意见，通常会理所当然地被省略掉。
元仁宗限制贵族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很快无疾而终，接下来摆在他面前的大难题，是皇位继承权问题。
他并不想把皇位传给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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