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研究员推了推眼镜，插了一句：
“小赵，你说的这个现象，我在社科院也注意到了。有些年轻学者，出国转了一圈回来，开口闭口就是‘普世价值’，把咱们自己的传统批得一无是处。
我跟他们讨论过几次，发现他们不是真的研究透了，而是人云亦云，被人家的话术带着走了。”
李部长接过话头，叹了口气：
“说实话，国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主流媒体一直在做工作，《龙民日报》发过不少文章，电视台也搞过专题片，讲爱国主义、讲社会主义优越性。可是效果不理想。
年轻人不爱看那些宣传腔的东西，你越讲他越反感，他越觉得你是‘洗脑’，转身就去信那些地摊上卖的外国小册子。
这就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心里着急的原因。路子是对的，但法子不对，使不上劲儿。”
赵振国点了点头：“各位领导说得对。这就是问题所在，那帮人的高明之处，不是硬塞给你什么，而是让你觉得是你自己‘觉醒’了、‘独立思考’了。
实际上，你读的那些书、听的那些讲座、参加的那些研讨会，背后都有人给你铺好了路，画好了道。你以为你在追求真理，其实你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赵振国叹了口气，接着说：
“我有个亲戚家的孩子，人老实，心眼实，读了几本外国书，就被忽悠进了一个所谓的‘文化研讨会’，那个研讨会后面就有境外势力的影子。”
但我想，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今天抓一个，明天又冒出来两个。根子不除，永远治不了本。”
李部长端着搪瓷缸子，半天没喝，目光一直盯着赵振国：
“小赵，你说根子不除，可根子在哪儿？”
赵振国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
“根子，在于咱们很多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心里头没有那杆秤。他们不知道西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那些整天喊‘人权’‘自由’的国家自己家里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他们以为外国的月亮就是比龙国的圆，外国的空气就是比龙国的甜。这种错觉不打破，你抓多少人、端多少窝点，都没用。前面刚抓完，后面又有人补上。”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陈研究员第一个开口了：“小赵，你说的这个，我同意。但问题是怎么打破这种错觉？靠政府宣传？年轻人不爱听。靠抓人判刑？那只能治标。”
赵振国等的就是这句话。
“陈老师问到了点子上。我琢磨了一阵子，觉得不能光靠政府，也不能光靠抓人。得换一种打法，用文化的方式，打文化的仗。让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子去想。”
“比如，可以办一些讲座、展览，或者翻译出版一些由西方学者自己写的、揭露西方社会弊病的着作。
我妻子宋婉清从丑国带回来一本书叫《谁动了丑国的梦》的书，作者是丑国经济学家，写的是丑国中产阶级怎么被资本压榨、贫富差距怎么一步步拉大。这本书在丑国卖得很好，但在龙国没人翻译。
如果我们把它译出来，搞个中英文对照版本的，龙国的读者就能看到，丑国不是天堂，也有穷人，也有不公平。不是我们骂人家，是人家自己骂自己。年轻人不信我们，总信外国人自己写的吧？”
李部长眼睛一亮：“这个路子好。不是我们骂人家，是人家自己骂自己。年轻人不信我们，总信外国人自己写的吧？”
“对。”赵振国点头，“这就是我说的，比他们更懂西方，然后把西方那层金光闪闪的外衣给它扒下来。不是骂，是摆事实、讲道理。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陈研究员推了推眼镜，忽然话锋一转：
“小赵，我听说你最近约了那个电影导演，叫什么来着，老谋子？是不是有拍电影的打算？书的力量是一方面，电影的力量更大。一本好书能影响几百人、几千人；一部好电影能影响几万人、几百万人。”
赵振国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陈老师消息真灵通。是有这个想法，我跟老谋子聊过一次。”
李部长来了兴趣：“你具体说说，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赵振国慢慢地说，“我琢磨着，拍电影不能硬喊口号，得把咱们想说的话藏在故事里头。比如拍一部反映龙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电影，不是那种宣传片，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故事。
让外国人看了，觉得龙国人也是人，有喜怒哀乐，有梦想，有追求；让龙国人看了，觉得咱们自己也不差，不用仰着头看别人。”
孙参赞点了点头：“你这个思路对。我在国外当参赞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外国人对龙国的刻板印象，要么是‘红小兵’，要么是‘功夫’，要么就是穷的叮当响。咱们缺的就是能真实反映当代龙国人生活的文艺作品。”
陈研究员推了推眼镜，与李部长、孙参赞交换了一个眼神，姓赵的小子，果然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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