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吃到人工养殖的入侵物种#】
元丰年间,汴梁城外,汴河边上。
高球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扭头问苏轼:“先生,莫非这物种也能像军队一样攻城破寨不成?”
他心里头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头麒麟踏着祥云从天而降,张嘴就咬城楼,或者一头玄武从河底冒出来,尾巴一扫城墙就塌了半边。
若非这等神物,怎么配得上“入侵”二字?
苏轼闻言,捋着胡子轻笑摇头。
“谓之物种入侵,那便是物种与物种之间的事,草木欺压草木,鸟兽驱赶鸟兽。”
高球脑子转得快,一点就透。
外地物种跑到中原来,在这儿没有天敌,放开了生、放开了长,把本地土生土长的物种挤得没地方落脚。
就跟外乡人来汴梁务工一个道理。
人家要的工钱少,力气又肯下,吃苦受累不吭声,逼得汴梁本地人反而收拾包袱去外地讨生活。
“先生,那苜蓿算不算?”
苏轼略一沉吟,摇了摇头。
苜蓿历代都大规模种着喂马,割了一茬又一茬,长得又快又肥。
但需要人挥汗如雨,才能伺候出来。
要翻耕,要除草,要施肥,要浇水,跟种稻谷一样,半点省心不了。
撒在野地里没人管,风一吹雨一淋,不出两旬就被杂草淹得找不着了。
“大抵只有牵牛花、曼陀罗……这等不需要人搭手,自己在野地里就能铺天盖地长起来,你砍一茬它又出一茬,斩不尽杀不绝,这才叫入侵。”
高球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苜蓿从心里那张“入侵物种”的名单上划掉。
可他转念一想,又觉得哪里不太对。
花草倒也罢了,即便食用、药用,也用量不大,可动物呢?
他满脸困惑地追问:“先生,这天下还能有不能吃的动物?连吹肚鱼和癞虾蟆都有人敢吃。”
吹肚鱼,就是河豚。
癞虾蟆,就是癞蛤蟆、癞疙宝。
高球说的很有底气,毕竟这是华夏大地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一套铁律。
在吃这件事上,我们的祖先从来就没认过怂。
上古神农尝百草,尝的是什么?
尝的就是这天下万物,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哪个吃了会死但处理过后又是美味。
不管是华夏本土长出来的,还是从番邦异域漂洋过海运来的,通通要用“试错法”过一遍,拿人命换经验,一代一代地换。
河豚就是最好的例子。
先秦的《山海经》里面,叫“??之鱼”,白纸黑字写着“食之杀人”。
这四个字搁在别的民族,河豚这辈子就翻不了身了。
可华夏人不信邪,偏要吃,死了人继续吃。
到了东汉,终于搞清楚了毒在肝脏。
魏晋时期又摸透了蒸煮之后肉可以吃,味道还相当肥美。
再经过几百年的性命堆出来的试错,到了唐代已经精确到令人发指。
知道河豚浑身都有毒,肝和鱼子剧毒,怎么处理都不能吃,但鱼肉毒性较轻,处理好了可以放心下筷。
甚至连不同种类、不同季节、雌雄河豚的毒性差异都摸得清清楚楚。
这条鱼从杀人的毒物变成席上珍馐,是用无数条人命和无数个吃螃蟹的勇士一步步试出来的。
癞蛤蟆也是同一个剧本。
有人吃了,死了。
于是就有不怕死的把皮剥了、内脏掏干净,发现吃了居然没事。
可换个人如法炮制,照死不误。
郎中就跑来凑热闹,这么特别,拿来入药呗。
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它耳后腺和皮肤疙瘩里挤出来的白浆,风干了就是蟾酥,外用治痈肿疔疮,少量入丸散内服还能开窍解毒。
整只癞蛤蟆挤掉毒浆,炭火焙干了,治小孩消瘦、肚子胀、不肯吃饭。
还能治恶疮、瘰疬溃烂。
甚至还有偏方说能治狂犬咬伤,也不知道是哪位狠人被疯狗追着咬完之后,还有闲心抓了只癞蛤蟆烤着吃。
总而言之,华夏大地不养闲神,也不养闲物。
食用、药用、看门、守家、吃虫、观赏,你总得占一样吧?
一样都不占,拿你何用?
麻溜滚蛋,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然拿你肥田!
所以高球才有此一问:怎么会有动物能入侵?
后世管大熊猫叫国宝,八成是因为那黑白相间的圆脸讨人喜欢,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稀少。
为什么稀少?
因为当年它泛滥的时候,山民拿它当口粮,皮毛扒下来做褥子、做大氅,又暖和又扛冻。
还有鳄鱼,先秦之时,周天子出王畿就能见着,到了隋唐,它已经退到楚地和岭南才有。
还不是因为它的皮能蒙战鼓,肉能上席面。
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的百姓但凡婚丧嫁娶,能搞到一条鳄鱼摆席宴客,那规格立马拔高一个档次,面子里子都有了。
所以说,华夏大地上就不可能存在没用的动物。
苏轼听他这一长串问下来,知道这孩子把“入侵”理解得太重了,笑着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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