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香匠庐,循着隐约的刻刀声往东南走,穿过一片密不透风的柳树林,眼前忽然开阔——
数十间青砖瓦房沿坡而建,每间房的窗台上都摆着一排排木盒,阳光透过窗棂照进去,盒中整齐码放的木活字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空气中弥漫着樟木与松烟墨的混合气息,清冽又沉静。
这里便是木活字坊,掌管着方圆百里的书籍印刷,更藏着数代人刻字的故事。
坊主姓毕,人称毕老,据说祖上是木活字印刷的传人。
此刻他正坐在院中的老梨树下,膝上摊着一块梨木板,手里握着刻刀,眯着眼在木板上细细雕琢。
他穿着藏青色的短褂,袖口磨得发亮,指关节因为常年握刀而有些变形,却灵活得像有了自己的意识。
听见脚步声,他头也没抬,只是抬手往旁边的竹凳指了指,刻刀在木板上轻轻一转,一个“之”字的弯钩便有了弧度,利落又不失韵味。
“这梨木得选生长三十年以上的,”
毕老的声音带着木茬般的粗糙,却透着股温和,“太嫩的木性不定,刻出来的字站不稳;太老的木质发脆,经不起反复印刷。”
他放下刻刀,举起木板对着光看,“你看这木纹,得顺着字的笔画走,不然刻到一半就崩了茬,前功尽弃。”
木板上,“学而时习之”五个字已初具雏形,笔画间还留着细微的刀痕,像刚破土的芽。
院子两侧的厢房是“检字房”,数十排木架顶天立地,每个格子里都插着密密麻麻的木活字,格子上方贴着标签:
“天干”“地支”“四书”“五经”“杂字”。
一个梳着双丫髻的小姑娘正踩着小板凳,在“杂字”格里翻找,她叫阿墨,是毕老的孙女,刚学检字半年。
“爷爷,‘甪端’的‘甪’字放哪了?”她踮着脚尖,小辫子随着动作轻轻晃动,木架上的字盒被碰得“叮咚”作响。
毕老放下木板,起身走到木架前,伸手在“异兽名”格里一摸,就抽出一枚三寸见方的木活字。
字是反的,却能看出笔画的灵动,像一只蜷着的小兽。
“记字得记形,更得记意,”
他把活字递给阿墨,“‘甪’像鹿,头上长独角,所以归在异兽里,下次再忘,就得抄十遍《说文解字》了。”
阿墨吐了吐舌头,抱着活字跑回案前,在铺好的纸上刷上墨,轻轻一按,一个正过来的“甪”字便印在了纸上,墨色均匀,笔画清晰。
东厢房是“刻字坊”,几位匠人正埋头刻字,刻刀与木板接触的“沙沙”声此起彼伏,像春蚕在啃桑叶。
靠窗的老匠人姓陈,人称陈刀,刻的是“宋体”,刀刀方正,笔画横细竖粗,棱角分明。
“这宋体得有筋骨,”他左手按着木板,右手刻刀斜切,木屑像雪花般簌簌落下,
“你看这‘国’字,框要直如梁柱,里面的‘玉’得稳如基石,一点都含糊不得,不然印出来的书就像塌了架的屋。”
他刻的“国”字,外框刚硬,内里的“玉”却透着温润,刚柔相济,看着就让人安心。
隔壁的李匠刻的是“隶书”,刻刀走得舒缓,笔画像流水般蜿蜒。
“这‘之’字,得有蚕头燕尾,”
他用手指顺着笔画比划,“起笔要像春蚕抬头,收笔要像燕子掠水,不然就少了那股子古韵。”
他刻的木板上,“之乎者也”四个字连在一起,像一串流动的河,看着就让人想起古籍里的岁月。
西厢房是“印刷坊”,几张巨大的梨木印刷台占了大半空间,台面上铺着泛黄的宣纸,一位中年匠人正用棕刷在字盘上均匀刷墨,动作轻柔得像在给婴儿洗澡。
“刷墨得‘轻如拂尘,重如按玉’,”
他边刷边说,“墨少了字发虚,墨多了晕成一团,都不成样子。”
刷完墨,他小心翼翼地覆上宣纸,用“镇纸”压住边角,再用“擦子”从左到右细细擦拭,动作一气呵成,揭开宣纸时,一行行工整的字便跃然纸上,墨色鲜亮,没有丝毫晕染。
“这纸也有讲究,”毕老不知何时站在旁边,指着台上的纸说,
“得用楮树皮做的‘麻纸’,纤维粗,吸墨匀,保存百年都不褪色。
去年给藏经阁印《金刚经》,用的就是十年陈的麻纸,印出来的字带着纸纹,像长在上面似的。”
他拿起一张印好的书页,对着光看,纸里的纤维清晰可见,字与纸仿佛融为一体,没有丝毫隔阂。
后院是“藏字库”,比前院更安静,木架上的字盒都锁着铜锁,里面放的是“异体字”“避讳字”和“古字”。
毕老打开一个标着“避圣讳”的字盒,里面的“丘”字都少了一笔。
“这是老规矩,”
他叹了口气,“印书得敬圣人,更得敬历史,这些字看着残缺,却藏着一代人的敬畏。”
字盒里还放着几枚磨损严重的活字,笔画都快磨平了,毕老说那是他父亲刻的,印过不下千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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