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北京后，“事无巨细，皆决于文程”。范文程“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
换成现代语言，范文程焕发了政治青春，他兢兢业业发布了一些列措施，将满清至于“解放者”的地位。
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发丧，朵儿红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紧接着，朵儿红“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这就是说不管是大明官员还是大顺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
涿州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官至大学士，崇祯初被革职为民，满清入京后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位列范文程之前。
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后他逃回南方，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陈名夏走投无路重返北京，一直做到大学士。
不少明朝官员都投降过李自成，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以什么职务官复原职？朵儿红大手一挥，以官阶高的为准！
立时文武百官弹冠相庆。
李自成农民军口号一开始是“均田免粮”，后来是“贵贱均田、五年不征”，等同于后世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军所到之处，勒令地主交出粮食和财物，然后把没收的粮钱，分给穷苦的百姓。
“地主招你惹你了？”
范文程针锋相对，推出“还田令”。下令将农民军没收的田地发还地主，即使地主是明朝的勋贵也同样办理。
范文程还废除了明末加派田赋的制度。
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全国共增田赋银一千六百余万两，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
朵儿红听从范文程之言，于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
“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此举瞬间瓦解了百姓的反抗意志。
顾炎武叹道：“一纸还田令，十万军解甲。”
十月初一，六岁的顺治帝在北京登基。初十日，颁布即位诏书。
诏书中除强调顺治作为天子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外，共提出五十五款，可以看作是范文程一系列政策的总结：
“以孔六十五代孫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
“废除明季苛杂加派赋税，地亩钱粮悉照明会计录，再免本年田赋的三分之一，凡大军经过的地方，再免正粮的一半……
“明朝时所欠一切银粮、饷、税，一律免除……
“军民年龄七十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除其徭役……
“京城的68个卫所的军人，明朝由地方供养，现永免除……
由范文程主导的回复一系列明朝旧制的口号，让明朝官员、士大夫、地主、百姓认为“过去的好日子”又回来了，所以反清并不激烈。
李自成进京，大明官员纷纷投降，已经说明那时候民间已经对崇祯皇帝失去信心。原因有可能是朱由检花样作死让民间失望至极，也有可能是因为上天降下瘟疫民间选择顺从天意。
朱由检临死前发出狠话：“皆诸臣误朕！”
他的这句遗言可以分析一下：
一支足球队，如果守门员不行，换守门员！如果后卫不行，换后卫！如果前锋不行，换前锋！
如果全队都不行？换教练！
崇祯十七年，大家都明白到了“换教练”的时候。
范文程的一系列施政纲领，将满清包装成了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洋教练”。
改朝换代而已，姓“朱”的不行，换姓”爱新觉罗”的来！官员、士大夫、乡绅、地主、百姓都受益。
在这种背景下，朵朵带着孔有德、耿仲明于十月十九日从北京出发。次年正月占潼关、克西安，二月进河南，三月出虎牢关，四月屠扬州，五月入南京。有所谓如此这般的战绩一点都不奇怪。
五月份，朵朵刚在南京贴出布告：“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来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六月初五，朵儿红就给朵朵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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