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坚持下去，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点微薄的工资？是为了头上那顶虚无缥缈的“干部”帽子？还是为了心中那一点点不甘和执念？他只知道，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不能倒下。服装厂还在，工人们还在，他就必须撑下去。
针灸按摩仪的电流还在继续，他的意识却渐渐模糊了。在疼痛和疲惫的双重折磨下，他终于沉沉睡去，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和汗水。窗外，月光如水，静静地洒在他憔悴的脸上，仿佛在无声地叹息……
第二天，初冬的日头爬过塑料厂斑驳的红砖院墙时，晨雾还没散尽，办公楼三楼的会议室里，职工代表已经坐得满满当当——今日要召开塑料厂职代会，最后表决通过昨天调资小组研究的《调资方案》。
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映着窗外光秃秃的白杨枝桠，风一吹，枝桠晃悠着，把霜花抖得簌簌往下掉。
八点整，曹厂长踩着准点走进来，手里捏着一沓红头文件，往桌上一放，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原本嗡嗡的议论声。霎时安静下来，代表们纷纷挺直腰板，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的身上。
山娃坐在职代会主席的位置，他把昨晚小组会上研究的《调资方案》，今早打印后，会前及时发到了代表们的手中。这时，胆囊隐隐又传来一阵闷痛，他悄悄用手掌抵住右下腹，额角沁出一层细汗。
昨天调资领导小组开会，他就憋着一肚子话——68人固定一级，98人只给半级，还有那30个“突出贡献”的名额，多半都划给了行政管理的人员，一线工人能占几个？可话到嘴边，又被他咽了回去。他清楚，这厂子是曹厂长一手承包下来的，自己这个副厂长，说到底还就是个外人，就是他所利用的一杆枪，还是听听代表们的意见吧。
想到这里，他扶了扶话筒，严肃而又郑重地说：
“大家请安静！现在正式开会了，今天召开1992年第十二次职代会，也是今年最后一次，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并通过1992年的《调资方案》，下面就请曹厂长发言。”
曹厂长拿过话筒，轻咳了两声，扫视了与会代表一眼，大声地问道：
“昨天领导小组的《调资方案》，大家都看过了吧？”
曹厂长的声音洪亮，在会议室里荡开回音，代表们没人说话，山娃却插话回答：
“会前，方案已经都发给大家了。”
曹厂长微微点点头，看了看赵厂长，又面向大家看了看，继续瓮声瓮气地说道：
“今天召开职代会：就是要听听代表们的意见，有啥说啥，别藏着掖着，各抒己见。”
话音刚落，坐在前排的老焊工王师傅就站了起来。老王的脸庞，被电焊灼得黝黑，手上满是裂口，他梗着脖子说：
“曹厂长！我有个疑问？为啥一线的兄弟们干得最苦最累，调资反倒不如坐办公室的管理人员？就说那半级，够干啥的？买两斤肉就没了！”
他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顿时激起一片涟漪。代表们纷纷附和，有人拍着桌子喊“就是这个理”，有人掰着手指头算自己的工龄，还有人偷偷瞟着曹厂长的脸色。
山娃看着眼前这乱糟糟的场面，心里五味杂陈。他理解工人们的委屈，可也知道厂子的难处——今年原料涨价，销售市场疲软，回款缓慢，三角债严重。能挤出这么多调资名额，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深吸一口气，刚想开口说句公道话，曹厂长却先摆了摆手说：
“老王！你先坐下。”曹厂长的语气缓和了些，继续解释说：
“一线工人的辛苦，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调资得按规矩来，贡献大小，得有考核标准。这30个固定一级的名额，我已经让人事科重新核实了，一线工人保证占一半以上。至于那98个半级的，等明年厂子效益好了，优先给他们补成一级！”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的声音小了大半。老焊工王师傅嘟囔了几句，终究还是坐了回去。接下来的讨论，渐渐变成了对细节的敲定。有人提议把调资名单，贴在公示栏，有人要求考核标准公开透明，还有的人提议要多给老工人们调增半级。曹厂长一一应下。
山娃听着，心里的那块石头稍稍落了地。他偷偷揉了揉发痛的胆囊，心想，只要能给工人们争取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自己受点委屈也值了。
上午十点半，表决的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经过讨论，修改好的《调资方案》，全票通过。散会的时候，代表们脸上都带着笑，三三两两勾着肩膀往外走，讨论着下个月工资能涨多少。山娃落在最后，曹厂长叫住他说：
“山娃！一会儿跟我去县政府招待所，齐白云那边的经销商来了，听说是济南的郭江海郭总，是个大客户。”
山娃点点头，心里却犯了愁。他最怕这种应酬，推杯换盏的，他那胆结石怕是扛不住。可转念一想，郭总是他和齐白云一起去济南谈成的大客户，还陪他俩一起游览了大明湖，这次主动来到了塑料厂签订单，要是自己不去露面，那也太不近人情了，这么想着，他又把那点不情愿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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