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成长于民间，也算是“知屋漏者在宇下”，他深知国家的弊病，于是就想对症下药。
宋朝养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国皆兵，凡是身体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平时加强训练，有战事时，这些人就可以征调出来作战。官员效率低下，他就提高吏员的地位和俸禄，吏员有了足够的薪水，就会减少违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手头攥着这些个高大上的举措，于是乎就有了王安石的上位。
熙宁元年(1068)时，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问王安石道：当今社会的治国之道，爱卿你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王安石答道：“以择术为始。”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治理国家的霹雳手段。当然了，这与如今“弃术近道”的观点截然相反，可能王安石同志觉得当时的儒家大道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的进程了，必须得靠一点权术来刮骨疗毒才能以奏效。
到了熙宁二年，宋神宗又问王安石道：不知爱卿心中的变革之术，以何为先？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给神宗小皇帝成功洗脑后，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由于深得宋神宗的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在经济方面，王安石出台了相当多的举措。
比如，他提出了免役法，即让不愿服劳役的人缴纳一笔钱，朝廷用这笔钱雇佣专业做劳役工作的人代替他们。这个方法确实很实用，朝廷得到了一笔经费，就是所谓免役钱。而雇人服役，既提高了效率，又能节俭一笔开支。
此外，王安石提出青苗法，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农耕贷款”。老百姓在田里播了种，在农作物还没有收割的时候，百姓通常都比较穷困，往往要向放高利贷者借钱度过这段拮据的日子。
而王安石干脆以官方的名义借钱给老百姓，等农作物丰收以后，再加一点利息还给朝廷，这样既让百姓解了燃眉之急，又使国家得到一笔收入，堪称两全其美。
历史上，王安石做这些改革时抱定了很大决心，他对宋神宗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坚决的态度，放在历朝历代也是少见的。
然而宋朝朝廷内的派系林立、朋党攻讦却注定了这场伟大改革的失败。在宋仁宗时期，北宋就有庆历党争，两个派系意见相左，互相攻讦，到了宋神宗时情况更甚。例如，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换汤不换药，充其量就是新瓶装老酒，犹五十步与百步，半斤八两的伎俩。
于是，七八月间不以为然的范纯仁老先生也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是“掊克财利”，完全舍弃了“尧舜知人安民之道”。
御史中丞吕诲也上书劾王安石的巧诈之行，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吕诲，字献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吕端之孙，从小在京师开封长大，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执政时，吕诲上书直言其不通时事，若被大用，则非所宜。此人为官曾三居谏职，皆以弹奏执政大臣而罢，时人推服其耿直，号称是北宋着名的敢谏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道：我们更张法制，我知道士大夫们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直言道：朝廷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马光也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
其中的《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说“财利”不应该委托国家的三司来治理，更不应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和设立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又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而同样是在写作上有着“两把刷子”的王安石，则立马回复了《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反驳：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说，你司马君实说我在位日久，没有为老百姓谋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说我因循守旧，在其位不谋其政，则就是你的无知之举了。
被气得差点吐血的司马光老先生，只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辞职，从此就隐居洛阳再也不问世事，而是专心编纂起了他那本《资治通鉴》。
意见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间你争我夺，以至于最终常常是不管策略的好坏，只要是派别不一样，就用各种理由批判对方、反对对方。
当王安石实施新政时，反对者就更多了，虽然宋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愤时，王安石也不得不请辞。在八年的改革期间，宋神宗不得不两次解除王安石的职务，新政最终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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