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锐意进取的皇帝，但他们却没有配合的班底，也没有高效运转的结构。宋神宗死后，保守的皇太后马上重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在新法的推行实践中，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变法最终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次年王安石复相后仍得不到更多的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是，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悉数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郁而终。
但从根本上讲，宋朝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得变法图强的地步，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革。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罢了。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间收财，变成军费这前两步，以及前期的战争，也就是击败吞并了河湟的吐蕃，但面对与西夏的生死之战时，却在成功的前一瞬间不幸失败，这样链条就断裂了。
资金链条一断，没有后期的资金回笼，那么前期对国内的急征暴敛就真的成了比苏轼等反对者眼中的“劣法”，不仅伤及国本，更让官员体系产生分裂，直接导致北宋末期残酷的党争，间接地演变成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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