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举措的历史意义在于当时唐朝初年的多重平衡，既承认江淮豪族集团的实际控制权，又以唐朝官爵体系重塑其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既利用杜伏威压制辅公祏等潜在割据势力，又通过行台建制渗透中央监察力量；既以吴王封号满足地方割据者的虚荣心，又以扬州刺史这类实职将其捆绑在具体政务中。
赐姓环节尤其精妙，表面上将杜伏威家族抬入皇室支脉，实则通过姓氏改造淡化其草莽出身，为后续诏其入朝“宿卫”铺平道路。这种“先予后取”的策略成功避免重蹈隋末群雄并起的覆辙，使江淮地区未发生大规模战乱便完成了权力过渡，为贞观年间江南经济复苏奠定基础，更开创了唐代以虚衔换实权的藩镇驾驭模式之先声。
当日，对杜伏威的封任结束后，朝廷又任命辅公祏为东南道行台左仆射，并封为舒国公。
唐廷对杜辅二人的分封，实为李渊政权驾驭江淮势力的精妙政治手术。杜伏威与辅公祏这对结义兄弟的人生轨迹，堪称隋末乱世豪杰命运的典型镜像，两人皆出身齐州章丘贫家，少年时结为刎颈之交，大业九年（613年）共劫官盐起事，凭借杜伏威"每战先锋断后"的勇猛与辅公祏"阴结死士"的谋略，十年间横扫江淮，鼎盛时控地"东至海，西至汝州，南至五岭"。
但正是这对生死兄弟的权力结构，成为李渊施展权谋的切入点。朝廷在擢升杜伏威为吴王、赐皇姓的同时，仅授予辅公祏行台左仆射（尚书令副职）与舒国公虚衔，这种悬殊待遇绝非疏忽，而是刻意制造的权力裂隙。
从官制设计看，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杜伏威掌"录尚书事"决策权，左仆射辅公祏虽位列副贰，但唐代行台制度中仆射"掌纠劾官邪"的监察职能被刻意强化，实为安插在杜伏威身边的制衡者。
更微妙的是，舒国公的封爵低吴王两等（唐代国公为从一品，郡王正一品），且封地"舒"位于杜伏威势力范围的皖西边陲，这种安排既满足辅公祏的功勋虚荣，又防止其形成独立势力。
其实，李渊早已深谙这对兄弟的微妙关系，早年因辅公祏擅杀杜伏威养子，二人曾"取怀中创药傅之，复推心置腹"勉强弥合嫌隙，杜伏威冲锋陷阵为"明主"，辅公祏幕后统军为"隐帅"。
早在大业十二年（616年），辅公祏因权力斗争擅杀杜伏威养子王才，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据《新唐书·杜伏威传》记载，当时杜部转战淮南，养子王才因战功渐受重用，引起辅公祏猜忌。某次战役后，辅公祏以"贻误军机"为由，未经杜伏威许可斩杀王才，导致杜伏威怒而拔刀相向，最终在部众跪求下，二人"取怀中金创药互敷其伤，复盟誓共图大业"。这位被杀的养子王才，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被司马光考证为杜伏威早期收养的流民少年，
杜伏威通过收养骁勇少年（史载共收义子三十余人）组建亲卫力量，试图打破辅公祏通过姻亲、同乡构建的元老派系。王才之死实为江淮集团"少壮派"与"元老派"的首次公开冲突，辅公祏借军法诛杀杜伏威心腹，既是对其扩权的警告，也暴露了这支草莽武装"兄弟结义"表象下的权力裂痕。
武德二年（619年）降唐时，杜部"带甲十万，据有江东"，而辅公祏实际掌握着丹阳精兵与江淮水师。朝廷正是利用这种脆弱的信任基础实施分化。
李渊本次对二人的任命实为对原有权力格局的重新编码，将杜伏威抬升至需要承担具体行政职责的扬州刺史之位，而辅公祏则被赋予监察权却剥离了直接兵权。
历史轨迹印证了唐廷策略的成功，杜伏威受封后为表忠诚，武德四年亲率精兵助李世民围攻洛阳，次年应诏入朝交出兵权；而辅公祏留守丹阳期间，朝廷通过安插右仆射阚棱、将军王雄诞等亲唐将领逐步架空其权力，最终触发辅公祏武德六年（623年）伪造杜伏威书信起兵反唐，反被唐朝以杜伏威名义讨平。
这场兄弟阋墙的悲剧背后，实为李唐政权精心策划的权力解构，赐姓封王将杜伏威转化为皇权代言人，虚衔明升则使辅公祏沦为体制困兽，最终实现"以江淮人制江淮人"的政治清洗，为贞观之治彻底扫平江南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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