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长安城的六月，连风都带着一股子铁锈与血腥混杂的黏腻气息。这气息并非全然来自西市刑场，尽管那里刚刚处理完一桩大案的余孽，这气息更源于一种弥漫在朝堂之上、市井之间的无形压力。
王世充的死，像是一道惊雷，炸响后又归于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那独孤修德为报父仇，手刃了已被贬为庶民、准备流放蜀地的王世充，这事儿本身就已让朝廷颜面尽失，颇有些下不来台。李渊陛下震怒，处置了独孤修德，可那口气似乎还没顺过来。紧接着，一道更为酷烈的旨意便从太极宫飞出：以叛逆罪，穷治王世充余党。这“余党”二字，范围可就模糊得让人脊背发凉了。
一时间，长安、洛阳两地的牢狱人满为患。菜市口的青石板地被反复冲刷，却总也洗不掉那层暗红的底色。刀斧起落间，王世充在洛阳称帝时倚重的几个本家侄子等家族的男丁几乎被一扫而空，女眷没入掖庭，昔日煊赫的郑国公府一系，连同其盘根错节的势力，算是被连根刨起，真正做到了“鸡犬不留”。
“啧，听说了吗？昨日西市口，又砍了十几个，说是都姓王，跟那死鬼王世充沾亲带故的。”户部衙门廨房里，一个主事一边扇着风，一边对同僚低声嘀咕，手里的算盘珠子却拨得噼啪响，仿佛在计算着这次清洗又空出了多少田产户册需要重新登记。
“何止姓王的？”另一位年纪稍长的员外郎叹了口气，将一份文书归档，“段家、郭家……哎，往日里在洛阳也是跺跺脚地皮颤的人物，如今……覆巢之下啊。陛下这回，是真动了肝火，也是杀给那些还没死心的看呢。”他压低了声音，“只是这杀得……国库倒是充实了些，可这心里头，总觉着毛毛的。”
“充实？”先前那主事嗤笑一声，停下算盘，从怀里摸出几枚破破烂烂的铜钱，嫌弃地丢在案上，“看看这个！就这成色，割手不说，扔街上叫花子都未必乐意捡！前隋留下的、王世充发的‘隋五铢’、还有窦建德那帮人弄的‘五铢’……甚至他娘的还有拿皮子糊的、纸贴的！就这，也能叫钱？抢购米帛的时候，人家认你才是钱，不认你就是废铜烂铁！杀再多的人，收再多的逆产，市面上流通的还是这些玩意儿，有个屁用！”
这话倒是戳中了户部乃至整个大唐朝廷的痛处。隋末大乱，天下崩析，各路豪雄你方唱罢我登场，个个过把瘾就死，但死前都不忘开炉铸钱，仿佛不印点票子就不能证明自己称王称帝的合法性。结果是钱越铸越滥，质量越来越差，轻薄如叶，入水不沉，有的甚至边缘带着毛刺，用线串起来都能割断绳子。更有那等“奇才”，皮革裁剪、纸张糊贴，刷上层颜料就敢当钱使，简直是侮辱天下人的智商。民间交易苦不堪言，往往需要扛着一大袋“钱”去买一斗米，或者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效率低下，怨声载道。这经济上的烂摊子，比平定十个王世充还要让人头疼。
“所以啊，杀人是治标，得治本！”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廨房门口传来，是刚下朝回来的户部尚书、赵国公长孙无忌。他抹了把额头的汗，脸上却带着几分兴奋的红光，“陛下圣明！今日朝会上，总算议定了新钱制！要铸新钱了！”
此时的长孙无忌，其声名远不及其在日后贞观年间的显赫，更像是一株悄然依附于参天巨木而蓄势待发的藤蔓，其命运与秦王李世民紧密交织，难分彼此。他出身河南洛阳的显赫门阀长孙氏，乃北魏皇族拓跋氏之后，身负鲜卑贵胄血脉，其父长孙晟是隋朝名震漠北的右骁卫将军，以“一箭双雕”之技闻名于世。然而其父亲早逝，长孙无忌与妹妹长孙氏（即后来的长孙皇后）一度被异母兄长长孙安业逐出家门，幸得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这段早年的坎坷或许磨砺了他沉静内敛、善于审时度势的性情。
高士廉颇具慧眼，早在李世民声名未起之时，便看出其“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的不凡潜质，极力促成甥女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姻，长孙无忌由此与李世民结成郎舅之亲，更成为其最核心的幕僚班底，即“秦王集团”的早期重要成员。
自李渊太原起兵以来，他便追随李世民左右，鞍前马后，虽史书未明确记载其在此阶段有赫赫战功（如擒窦建德、降王世充等大战的正面冲锋陷阵），但他以其精明的谋略、缜密的思虑和绝对的忠诚，更多地扮演着心腹谋士与决策参与者的角色，常出入秦王府帷幄之中，参与密议，为李世民运筹谋划，处理机要文书，协调内外关系，是李世民在波澜云诡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极为倚重的智囊与“自己人”。
“新钱？”廨房里的人都竖起了耳朵。
“对！名曰‘开元通宝’！”长孙无忌拿起茶碗灌了一口，继续道，“尺寸定死了，径八分！重量也定死了，二铢四絫（lěi）！精密得很，十枚正好一两！轻重大小，据说是有司用黍粒一颗颗称量试出来的，说是最是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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