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社会的肌理中，“讨公道”本应是每个公民平等享有的权利，可对于身处底层的穷人而言，这条路常常布满荆棘。
讨公道的过程，本质上是一场资源的较量，而穷人最匮乏的恰恰是资源。诉讼费用是第一道坎。即便法律规定了诉讼费减免制度，但立案时的案件受理费、申请财产保全的保证金、司法鉴定费、评估费等，对低收入群体仍是沉重负担。
湖南娄底的一位师傅在工地摔伤腰椎，包工头只愿赔3000元了事，医生说后续治疗至少要5万。他想去做伤残鉴定，光鉴定费就要2800元，相当于他三个月的生活费。
为了凑钱，他让妻子去镇上的鞭炮厂做零工，每天站12小时贴标签，手指被胶水浸得发肿，才勉强凑够费用。
江西赣州的一位大妈更无奈，儿子在工厂被机器轧断手指，老板拒绝赔偿，她去法院申请法律援助，虽然免了律师费，可做工伤认定需要的劳动关系证明、工资流水等材料，找工厂要了十几次都被拒，最后托人送礼花了600元才拿到复印件。
时间成本同样令人却步。重庆一位农民工为追讨被拖欠的1.2万元工资，从工地到法院跑了7趟，每次都要坐4小时长途汽车，光车票钱就花了500多。
开庭那天正赶上农忙，他雇人收割自家的水稻花了800元，等拿到判决书时，算算各项开销，几乎等于白忙活。
安徽阜阳的菜农更惨，为了告批发市场克扣摊位费，每天凌晨3点收菜，早上6点赶去法院，折腾了半年，最后胜诉却发现市场早已换了承包人，执行款至今没拿到，地里的黄瓜烂了一地没人管。
河南周口的一位大爷种了三亩桃树，被邻村的羊群啃坏了半亩果苗，找放羊户索赔时对方耍赖，他不得不骑车去镇上法庭，来回20公里路，轮胎补了三次，开庭时正赶上桃树疏果，雇人打理又花了400元，最后判下来的赔偿款刚够抵这些开销。
法律体系的专业性，对缺乏教育资源的穷人构成了天然屏障。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哪些法律保护。云南山区的苗族妇女被丈夫家暴了15年，直到去年村干部带着法律援助手册下乡，她才知道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此前她以为“男人打老婆天经地义”，每次被打都只是躲回娘家待几天。
贵州毕节的留守儿童在学校被高年级学生勒索钱财，奶奶发现他身上的淤青后，只懂得去学校骂了几句，压根不知道可以报警追究对方责任。
甘肃平凉的一位大叔家的祖坟被修路队挖了，他蹲在田埂上哭了三天，以为只能靠“请风水先生驱邪”解决，直到驻村工作队告诉他可以索赔精神损失，才敢去镇政府讨说法。
即便知道要维权，也难以应对复杂的程序。河南许昌的老汉在菜市场卖菜时被商户推倒摔伤，想索赔医药费却不会写起诉状，在法院门口蹲了三天，求着路过的大学生帮忙写了草稿，又因为没附病历复印件被退回。
他拿着皱巴巴的材料蹲在台阶上哭：“我连字都认不全，咋跟人家打官司啊？”
山东聊城的大妈更委屈，儿子车祸去世后，保险公司拒赔，她揣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却被告知要“先去做遗产公证”，跑了五趟公证处，才弄明白需要哪些亲属签字。
山西吕梁的一位婶子家的玉米被偷了两千多斤，去派出所报案时，民警让她“找三个证人写证明材料”，她在村里求了半天，没人愿意得罪偷东西的邻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法律援助资源又严重不足，甘肃定西的一个县城里，整个司法局只有1名法律援助律师，要负责全县30多万人口的案子，常有农民骑着摩托车跑几十公里来咨询，却被告知要排队等两个月。
新疆阿勒泰的牧民为了给受伤的羊群索赔，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等了三天，才见到从地区下来的法律援助律师，冻得发紫的手里攥着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证据照片。
四川凉山的彝族大叔，儿子在矿难中去世，企业只给两万块“抚恤金”，他想找律师却发现县城里没有律所，最近的律师在三百公里外的市里，来回车费要花掉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钱。
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穷人往往处于最边缘的位置，维权时容易遭遇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基层执法中的“选择性执法”并不罕见。广东东莞电子厂拖欠200多名工人工资，劳动监察大队来了两次都只是“协调”，工人们发现厂长每天都给队长送烟酒，最后不了了之。
山东淄博的建筑工人带着工友讨薪时，工地方直接叫来派出所民警，民警指着他们的安全帽说：“再不散就按寻衅滋事处理！”
四川绵阳的一位大姐在拆迁时发现自家房屋评估单上的面积比实际少了15平米，去找拆迁办理论，主任拍着桌子说：“就按单子上的算，不服你去告！”她后来才知道，这家评估公司是主任的亲戚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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