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手段和潜规则，他们固然不敢用在那些已经成了气候，而拥有较高社会等级的老移民或又是军眷家属群体身上；但是那些刚刚获得淮地户籍和最初等民户资格的外来新移民，就成了他们比较能够放开手脚，所营钻和谋求的对象了。
此外则是在中上层的官员当中，出现了贪图享受的各种奢侈浪费，而消费与收入严重不符的迹象了；
虽然淮地一贯侧重与军事方面的投入，而官僚和政务系统一直处于辅助和从属的地位，但是对于官员们的基本待遇和福利，还是相对优于这个世上大多数地方的标准。
而且并不禁绝个人名下的关系人等的经商行为，只要是在自己的管辖的领域以外，律法条令限定的范围之内，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合法收益和进项。
但是名面上只有比较简单的收益渠道，但却能够表现出出能力范围的消费手段，那就值得诛心而论了；
要么是私下有见不得光的获利渠道；要么是背后有其他利益团体的支持；要么就是作为某方势力的长期投资而别有诉求；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结果。
好在我也是个这么多年咨询轰炸所熏陶过来的现代人，对我而言很多东西都是古今如一的换汤不换药，仅仅一点就通而已；又得益于淮镇建立之初就已经完善起来的，全社会资源的编列管理和监视控制体系。
尤其是，作为情报收集的辅助手段和渠道之一，大多数娱乐场所和消费产业，都在重点监控和布局范围内，很容易就抓住了各种端倪和蛛丝马迹，而稍加针对性的布置，就能顺藤摸瓜出一系列的成果来。
正所谓是打扫好屋子，才方便迎接客人嘛；这些年我长期征战在外，地方上在有序扩张的同时，也积累下来不少问题或者潜在弊端，只是在一片蓬勃展起来的新兴气象下，被大好形势给掩盖了起来，而暂时无法影响到整体大局。
再加上各级治理人手的短缺和紧张，不得不暂时引而不继续维持了现状；但是现在我有了初步的闲暇，再加上籍着赐婚为名的一系列动作，是来自国朝方面更加名正言顺的势力渗透，也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因此，就算是付出一定可能的混乱代价和效能上的损失，我也要尽量确保一个内部环境的纯洁和统一了。
当然，作为现代人的眼界和格局，对于强力部门所辟拥有的侦闻权，缉拿权，审讯全和判决权，还有相应的惩罚和处置权，我还是能够分的比较清楚的。
像是作为淮镇情报体系两大支柱的设统调和马统调，都是上不得台面或者说不公开的秘密部门，他们所拥有的权宜手段和特殊权限，也仅限于防谍查间，侦闻内外的秘密斗争战线和领域。
而其中能够采取强制手段和暴力措施的执行机构，始终都保持这对我通报的相对独立性；至于需要用来执行特殊任务的行动部队，则是按照情况和形势的需要，由其他部门支援和配给之。
而始终被摆在明面上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肃反会，他们同样也只有广泛的侦闻权，以及对于怠工、浪费、贪渎、行贿、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等，破坏生产和社会经济活动方面的罪行，相应有限逮捕权和审讯权；
更类似于后世新中国“********五反”运动中的整顿职责；
但是一旦涉及到其他更加严重的罪行，或是民事、刑事、商事、间谍、缉私、军队等其他领域的罪责，就必须移交给相应的部门；
比如情报领域的社统调和马统调，比如淮北道所属的巡官、推官、判事、提调、提刑，所构成的各级地方刑名司法体系；或又是舶务司和商椎局的商务部门，或又是作为军法和监督部门的将虞侯司，或有是观察使下察访官吏表现的监事院，等等管辖职分。
但是等到做出判决和处置结果之后，除非直接执行的死刑或是其他肉刑之外，其余具体执行的就是另一套狱政体系的劳改和劳教部门来负责了。
因此，肃反会的名声虽然大，但是真正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权力滥用，却是相当有限的结果。
毕竟有前车之鉴，我又不想像是后世那个“不和亲岁币，君王死社稷的我大明”，在文官阶层的挤压和架空下，不得不通过皇帝的个人意志，将这些权利一股脑全部集中到了锦衣卫这么一个特务部门当中；
然后籍此在缺乏制约的权力手段之下，催生出一个看起来可以专掌上至大臣下至黎庶生杀大权的畸形怪物，来与占据上风的文官集团进行对抗和制约；
然后，为了制约和压制这个日益膨胀起来而尾大不掉的部门；又从中分化出所谓的东厂，以皇帝亲信的宦官进行领导，以实现对于锦衣卫的监督和领导；然后等到东厂也变得积重难返之后，又搞出个西厂来与之对抗和制衡；等到东厂、西厂都变得不堪所用之后，又鼓捣出个内厂来凌驾其上，
然后等到内厂维持不下去，西厂和东厂也名存实亡，半路骤然登基的新天子，干脆在众正盈朝的大臣官僚们的吹捧欢呼下，把锦衣卫最后一点对内监察和制约的职能，也给渐进的废掉之后。
然后就在没有什么然后了，在捞的家资巨万而不肯拔一毛助国事的满朝文武，对于外来的农民起义军高呼投诚的同时，只有一个太监陪伴着绝望吊死在景山上的末代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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