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就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是一场露天的公开访谈，因此吸引了许多德国人来看。
只见到现场挤满了人，航站楼的贵宾室被临时改为见面会。一些德国旅客本来表示不满，听说是“东方余”来了，就没有再过多追究，反而好奇的过来看热闹。
顾彬和余切坐在这里，看着贵宾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他向余切示意：“是时候了，让我们正式开始吧。”
余切在开场白里向旅客道歉：“由于我只在德国临时停留三小时，所以把采访现场安排在这里，我事先并不知情，对你们造成的不便，我感到十分抱歉。”
这句话不稀奇，稀奇的是余切用德语说的。
访谈会场里有两位老道的翻译员，他们都不需要开口。
顾彬很惊讶：“你还会德语？”
“我在飞机上临时学的，我只会几句德国话。”
“你真是精力充沛，而且很有天赋！我差点以为你又掌握了一门语言！”顾彬称赞道。
随后，他站起来向众人介绍：“余切会五门语言，他在这方面是个天才！分别是他的母语，英语、西语、日语和一部分的葡语……我可以这样说吗？因为我看到你的中，有一些葡语的运用。”
葡语和西语比较相似，这两种语言在词源上接近，语法、语音等都有雷同的地方。
余切就点头道：“我想我是半个葡萄牙人，我能够听和写，不太会说。”
“没关系！”顾彬笑道，“你相当于又掌握了一个语言，去学习法语吧，这样你就能在欧洲无往不利！一个文学家，只要深度研究过各国文学，是不大可能不会几门外语的！”
他说到这，话锋一转道，“为什么我要谈到外语？有一个消息，是从美国诺奖学者沃森那里传来的，他发现余先生的逻辑思维缜密，智力超乎常人，这让他更容易的融会贯通各类技法——他是个几乎掌握所有技巧的人，只要您看过《2666》就能明白！”
“但中国当代的文学家并非如此。你们（中国）的许多家不懂外语，即便到了外国交流，也需要请我来翻译，更糟糕的问题在于不去阅读原文，至少是英译本！这个现象我从七十年代末就看到了，一直到今天十年过去，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余切不知道顾彬说的哪个家，因为这类人确实很多。
他的“小老弟”余桦早已出人头地，可他一生都没有学明白英语，更不要说西语这些语言。
管谟业如何呢？
他也是不会外语的，他自己说读书时“考英语同学递给我条子，我抄都抄不明白”！
苏彤是进修班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京城师范毕业，结果也不会英语。王硕评价他“他似乎会一点，但我认为他能不说就尽量别说”。
这种怪象在以上几个人将来组团去国外领奖时达到巅峰：由于竟然没有一个人会外语，于是所有人都只好窝在国外宾馆里面整日打牌，与国外学者零交流。
顾彬道：“你怎么看待国内作家不学外语的现象？”
卧槽，我能怎么看？
不学习难不成还是好事？
余切有点尴尬，“这肯定不是什么好现象，但往另一方面来看，说明我们的作家比较接地气。”
顾彬没想到余切还能从这个角度辩回来，他觉得余切有些强词夺理。
不过，他理解余切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对他赞同。余切去年做了京城作协的副主席，他不能在外随意批评自己的同志。
双方开始谈到英语文学在世界中的霸权地位：
在欧洲，许多作家都掌握多门语言，其中至少有一门是英文。
顾彬认为“这种多语言环境促使作家们为了卖书，开始用英语的思维来思考，反过来巩固了英文在全世界文化中的语言霸权。”
余切赞成他这一点。“所以我历来写，都是先有汉语、西语……之后才是英语；除非我这一部本来就是英语，就像最近的《里斯本丸号》。”
“你不觉得麻烦吗？”
“不麻烦。我发现再怎么精妙的译本，也不如作者自身的创作，而且译本和作者原意之间可能有较大差异。”
“是的！”顾彬大笑，整个人都精神了！“中国现在有一批译者，他们的汉语水平远远超过外语水平，致使他们翻译的准确性存疑，但居然也能看得下去！因为这里面有许多译者美妙但失真的再创作！”
“可是翻译的准确性怎么办？译者不能什么都挖掘出来。连作家最后都不清楚他写过什么。”
余切也哈哈大笑。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钱忠书老婆杨江，她翻译的并不准确，却被当做翻译大家。
……
机场采访让余切相当舒适，把他从英国商业报刊中解放了出来，重新回到文学的氛围中。
顾彬和他探讨了许多问题，两人都受益匪浅。
原定的三小时很快所剩无几。
工作人员来通知余切可以结束访谈，可是听众意犹未尽，觉得好像才刚刚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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