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乾道年间，临安府往南走三十里，有个叫“桑溪坞”的村子。坞里人多靠养蚕、种桑过活，日子不算富，但也安稳。村里最惹眼的，不是里正家的青砖瓦房，是村东头那处矮墙小院——院里住的是蓝姐。
说蓝姐，没人叫她的大名。她男人死得早，姓周，原是个走南闯北的货郎，十年前在钱塘江翻了船，尸首都没捞着。那时候蓝姐才二十出头，带着个三岁的娃，没改嫁，就守着男人留下的这处小院，靠着给人缝补浆洗，偶尔帮邻里写个书信、记个账，竟也把日子撑了下来。
她在坞里有威望，倒不是因为有钱有势，是她心细，又公道。桑溪坞的人认理，更认实在——前几年东头王家和西头刘家争地界，吵得要动锄头，里正调解了三回都没断清，最后是蓝姐蹲在地头看了半天，指着两户人家墙根下老桑树的根须：“王家的桑根往南长，刘家的往北绕，这土坯墙当年该是顺着树根走的，你俩瞅瞅，根须没被刨过的地方，不就是老地界？”两家人扒开浮土一看，果然，老桑根弯弯曲曲画出条线，跟蓝姐说的分毫不差，当下就熄了火。打那起，谁家有解不开的疙瘩，都愿意趁夜里往蓝姐院里跑——一来夜里清静，说话不被旁人搅和；二来，蓝姐总说“夜里心静，眼才亮”，她的“夜审”，就这么在桑溪坞传开了。
这年入秋，坞里出了桩糟心事——老陈家的独苗陈三郎，被人告了偷粮。
告他的是坞口开杂货铺的胡老板。胡老板一早去粮仓翻晒新收的糯米，发现墙角塌了块，少了快两石米，粮袋上还留了个破洞，掉了片青布碎片。他围着粮仓转了两圈，瞅见墙根有串脚印，往村西头去，尽头竟在陈三郎家篱笆外。
陈三郎是个半大孩子，才十五，爹娘去年染了时疫没了，跟着奶奶过。奶奶眼瞎，家里就靠三郎帮人割稻、挑水挣口饭吃。胡老板拿着那片青布碎片找到三郎家，碎片竟跟三郎身上穿的褂子料子一样——那褂子还是他娘生前留的，打了好几个补丁，青布磨得发灰，偏那碎片上有个同色的补丁针脚，一眼就能对上。
胡老板当街就嚷嚷开了：“好你个陈三郎！小小年纪不学好，竟敢偷到我头上来！那两石米够我铺子里卖半个月，你偷去给谁？”
三郎脸涨得通红，攥着拳头喊：“我没偷！我昨天压根没去过你粮仓！”
“没去？脚印都到你家门口了！这布片你敢说不是你的？”胡老板把布片往三郎面前一递，围观看热闹的人也七嘴八舌：“三郎这孩子平时看着老实，咋干这事？”“他奶奶眼瞎，怕不是揭不开锅了？”
三郎奶奶听见动静，摸索着从屋里出来，拉着三郎的手哭：“俺孙儿不会偷东西……他要是偷了，天打雷劈……”可哭也没用，胡老板不依不饶，说要去报官。桑溪坞离临安府近，官府来人，三郎这年纪虽小，偷粮也是罪过，轻了打板子，重了可能被送官营做苦役。
有人劝胡老板：“要不……找蓝姐问问？她眼毒，兴许能看出啥。”胡老板本就不想把事闹大，报官也是气话，当下就点头：“行！找蓝姐！她要是说三郎没偷，我就认栽；她要是说偷了，可别怨我不留情！”
这天傍晚，三郎揣着那片布片，跟奶奶一前一后，挪到了蓝姐院外。刚要敲门，院门“吱呀”开了，蓝姐正端着个木盆往外倒洗脚水，见是他俩，愣了愣：“婶子，三郎，这时候来，是有事？”
三郎奶奶“噗通”就跪下了，蓝姐赶紧扶住：“婶子您这是干啥！快起来说。”把人扶进堂屋，点上油灯，三郎奶奶才抽抽噎噎把事说了，三郎站在一旁，脖子梗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硬是没掉下来：“蓝姐，我真没偷。昨天我帮村南的李伯挑水，挑到天黑才回家，李伯能作证。”
“李伯家离胡老板粮仓远不？”蓝姐问。
“不远，隔着两条田埂，”三郎说，“但我没往粮仓那边走，李伯家在南头，粮仓在北头。”
正说着，院外传来脚步声，胡老板来了，还带着两个看热闹的邻居。“蓝姐，这事你得给评评理，”胡老板把布片往桌上一放，“不是我逼孩子，实在是证据在这儿，我铺子里小本生意，经不起这么偷。”
蓝姐拿起布片，又瞅瞅三郎身上的褂子，针脚确实对得上。她没急着说话，手指捻了捻布片边缘，又问胡老板：“粮仓啥时候发现少了米？脚印是啥样的？深不深？”
“今早辰时发现的，”胡老板说，“脚印是布鞋印，不大，看着就像半大孩子的脚，一路歪歪扭扭到三郎家篱笆外就没了。”
“墙塌的地方，是咋塌的？是被人挖了，还是自己塌的？”
“看着像被人挖了，土是松的，”胡老板想了想，“不过我那粮仓墙是土坯的，去年雨大，本来就有点裂。”
蓝姐点点头，又问三郎：“你昨天穿的就是这双鞋？”三郎低头看了看脚，一双旧布鞋，鞋底都快磨平了：“是，就这一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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