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二年的春天，江淮一带的雨下得黏黏糊糊。天长县郊外的王家村，泥土里泛着青黑，刚冒头的麦苗被雨打得蔫头耷脑，连村口那棵老槐树都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垂着枝丫。
王小二蹲在自家牛棚门口，裤脚沾满泥点，手里攥着半截沾血的草绳，指节白得发僵。棚里，老黄牛“哞哞”地低哼，声音哑得像破锣，每哼一声，身子就抖一下，涎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混着血沫子，在地上积了一小滩。
“爹，牛它……它怕是不行了。”王小二的儿子狗蛋才七岁，抱着一根断了的牛鞭，小脸煞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不敢掉下来。
王小二没回头，眼睛死死盯着老黄牛的嘴巴。那嘴巴张着，露出半截血红的舌头根——舌头被人齐根割掉了。
这头牛跟了他五年。那年他爹病着，家里拿不出钱请郎中，是这头牛犁完自家的三亩地，又帮着邻村张大户犁了五天，换了两副草药，才把他爹从阎王爷手里拉回来。去年夏天大旱，河沟见底，是他牵着牛，走了十里地去挑水，牛渴得直喘气，却还是忍着累，把干裂的田翻了个遍，才保住了半仓麦子。在王小二心里，这不是牛，是家里的一口人，是撑着这个家不塌的顶梁柱。
可现在，这“顶梁柱”被人下了狠手。割牛舌的人没偷牛，没抢东西，就单单割了舌头——这是要让牛活不成啊。牛没了舌头，没法吃草，没法反刍，撑不了几天就得活活饿死。而这年头，耕牛是朝廷管着的宝贝，私杀耕牛是大罪，轻则杖责，重则流放。那人分明是想让他眼睁睁看着牛死，要么就得犯了王法杀牛，怎么着都得栽个跟头。
“狗娘养的！”王小二猛地一拳砸在牛棚的木柱上，木柱上的泥灰簌簌往下掉。他想起前几天和村西头的李三吵过架。李三想占他家地头那棵老榆树，说树阴遮了他家的田，吵到最后，李三撂下句“走着瞧”，眼睛瞪得像要吃人。
十有八九是他！
王小二咬着牙，抹了把脸，雨水混着汗和泪，凉飕飕地贴在皮肤上。他解下腰间的布带，胡乱缠在老黄牛的嘴周围，想止住血，可血还是从布缝里往外渗。“等着，俺这就去县里告官，一定给你讨个公道！”
他嘱咐狗蛋守着牛，别让野狗靠近，自己抄起墙角的油纸伞，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县城赶。泥路滑得很，摔了两跤，裤腿撕了个口子，也顾不上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县里新来的那位包县令，听说断案厉害，是个清官，一定能帮他。
包拯到天长县任县令，才过了三个月。
他来的时候，没摆官架子，就带了个老仆包兴，坐了辆半旧的马车，车帘上还打了个补丁。到了县衙门口，门房瞅他穿着素色的官袍，不像个大官，还问了句“您是来递状子的？”直到包兴拿出官印文书，门房才慌里慌张地跪下来赔罪。
包拯没怪罪。他本就不是爱讲排场的人。早年考中进士，本可以留在京城，可他心疼年迈的父母，辞了官，回家侍亲，一待就是十年。直到父母过世，守孝期满，才重新出来做官，先在扬州做了个小官，后又调任天长县令。他总说，官是为百姓当的，离百姓远了，官就做歪了。
到任头一个月，包拯没急着升堂，倒是带着包兴，换了身布衣，往乡下跑。有时蹲在田埂上，看老农犁地，听他们说今年的收成；有时坐在村口的老茶馆里，听村民聊家长里短，谁家婆媳闹矛盾，谁家地界起争执，他都记在心里。
他发现，天长县不算富，可也不算穷，就是民间的纠纷不少。有的是因为田界不清，吵了几代人；有的是因为丢了鸡鸭，怀疑邻居，闹得鸡飞狗跳。以往的县令要么懒得管，要么收了好处就偏着一方，久而久之，老百姓有了委屈，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愿去县衙——怕官官相护，怕花钱打点，更怕赢了官司输了钱。
包拯心里憋着股劲。他在县衙门口贴了张告示：“凡有冤情，不论贫富，皆可来告。无需打点，无需人情，本县自会公断。”
告示贴出去头几天，没人来。老百姓都看着呢，怕这新来的县令也是说说而已。直到有个卖豆腐的老汉，丢了一板刚做的豆腐，实在气不过，揣着块碎豆腐就冲进了县衙。包拯升堂，没让他跪，还让包兴给倒了碗热水，细细问了经过，最后顺着豆腐上的豆渣，找到了偷豆腐的邻村小孩，不仅让小孩家赔了豆腐钱，还让小孩给老汉道了歉。
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才慢慢信了：这位包县令，是真打算为大伙儿办事。
所以王小二往县城跑的时候，心里虽慌，却也揣着点盼头。他跑到县衙门口时，日头刚过晌午，雨停了，天边扯出道淡淡的虹。县衙的鼓就放在大门外，漆皮掉了不少，他攥着拳头，犹豫了一下，还是“咚咚咚”擂了起来。
“何人击鼓？”门房跑出来，见是个泥猴似的农民，倒没怠慢，引着他往里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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