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年间的江淮大地，烽烟如墨云翻涌。当朱元璋率着红巾军残部从濠州城杀出时，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曾在皇觉寺托钵乞食的少年，会在刀光剑影中走出一条改天换地的路。他的战马踏过滁州的霜雪，扫过和州的晨雾，麾下的兵勇从散兵游勇淬炼成虎狼之师——常遇春横槊跃马便破了元军大阵，徐达执剑点兵可定江淮要冲，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猛将，铠甲上的血锈凝了又化，终于在采石矶之战中让“朱家军”的旗号猎猎作响。
但当应天府的宫墙第一次映入眼帘时，朱元璋手按腰间的佩刀，却皱起了眉头。帐外的士兵扛着新缴获的粮草走过，盔甲相撞的叮当声里，他忽然想起前日出巡时见到的景象：新收复的州县里，百姓捧着破碗跪在路边，田垄间杂草比禾苗还高，几个老吏抱着发霉的账本哆哆嗦嗦，连税赋数目都算不清楚。“打天下靠刀枪，治天下得靠笔杆子啊。”他对着烛火喃喃自语，烛泪滴在舆图上，将应天府的轮廓晕染得格外清晰——如今地盘从长江下游绵延到皖南群山，可帐下能读会写的，除了几个酸腐儒生，竟找不出几个能坐堂断案、丈量田亩的人。
夜里的中军帐格外寂静，朱元璋铺开泛黄的《汉书》，刘邦麾下萧何筹粮、张良划策的典故跃然纸上。他忽然想起早年在郭子兴帐下的日子：那位大帅虽勇，却困于濠州一城，终因目光短浅而殁。如今自己的处境，比当年更险——北面的元军主力屯驻汴梁，随时可能南下；东边的张士诚坐拥苏杭富庶，正用金银笼络文人；西边的陈友谅弑主自立，战船摆满了鄱阳湖。这三方势力如同三张巨网，而他困在中间，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更让他心悸的是，昨日巡查粮仓时，发现军粮调度竟有三成错漏，若不是帐下一个识文断字的亲兵偶然发现，怕是要闹出哗变——武将能守关，可谁来治民？谁来理财？谁来让这千疮百孔的州县重新冒起炊烟？
第二日清晨，他便命人在应天府城门张贴榜文，朱笔亲书“求贤若渴”四个大字。榜文里写得明白：无论贫富贵贱，只要能通经史、晓律法、善理财，皆可入帐面议。当第一个背着布包的儒生战战兢兢走进帅府时，朱元璋竟亲自起身相迎，亲手递上一盏热茶。那书生见大帅靴底还沾着泥点，袖口补丁摞补丁，惊得茶盏差点落地——他原以为义军首领都是粗鄙武夫，却不想此人竟能随口背出《孟子》里“民为贵”的句子，还能指着舆图说出各州赋税轻重。
也就是从那时起，应天府的驿道上多了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有从浙江山区走来的老学究，怀里抱着亲手编纂的《农政要略》；有曾在元廷做过小吏的中年人，揣着整治盐铁的策论；甚至还有背着算盘的商人子弟，竟能算出如何用长江漕运节省三成军粮损耗。朱元璋特意在帅府旁设了“礼贤馆”，青砖灰瓦下，文臣们围坐案前，有人在修订户籍黄册，有人在绘制水利图，有人在推敲新的赋税章程。他每日处理完军务，总要到馆里坐上半个时辰，听这些人争论“如何劝农桑”“怎样抑兼并”，哪怕听到激烈处拍案而起，末了也会笑着说：“你们骂得好，比我手下的武将骂得还有道理。”
日子在筹谋中慢慢流淌，应天府的变化如春雨润物：城外的荒田被犁成整齐的垄亩，新修的水渠引着江水哗哗流淌，曾经逃亡的百姓扛着锄头回乡，在官府发给的田契上按下红手印。当秋粮入库时，粮仓的吏员报上数目，朱元璋看着账册上清晰的数字，忽然想起多年前在皇觉寺饿晕在雪地的那个清晨——那时他只想着能吃一口热粥，如今却要为千万百姓的生计盘算。“人啊，站在山脚时想的是吃饱饭，爬上半山腰就想望得更远，等真到了山顶，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他对着铜镜整理冠带，镜中人已不是当年那个满脸菜色的小沙弥，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沉稳，目光里多了几分俯瞰山河的气度。
但危机从未远去。陈友谅的战船顺江而下时，应天府的百姓曾慌乱地往城里涌，可当他们看到朱元璋带着文臣武将站在城墙上，看到府衙门口新贴的“安民告示”里明明白白写着“保民宅、护商路”，竟渐渐安定下来。那场决定生死的龙湾之战，当徐达在前线浴血时，后方的文臣们有条不紊地调配粮草、安抚伤兵，甚至组织百姓用竹筐运送滚木礌石。朱元璋站在指挥台上，看着城下军民一心的景象，忽然懂得了“得人才者得天下”的真意——猛将是锋利的刀刃，文臣便是稳固的刀柄，缺了哪样，都握不住这乱世的乾坤。
多年后，当他在南京皇宫的奉天殿上接受群臣朝贺时，回望来路，最清晰的不是某场胜仗的荣光，而是那个在应天府深夜里秉烛读《资治通鉴》的自己，是那些被他迎进帅府的儒生们沾满墨汁的双手，是无数个清晨与文臣武将围坐论策的烟火气。从濠州城的小卒到天下共主，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踩着“求贤”的印记——就像他刻在国子监石碑上的那句话：“贤才，国之宝也。”这不是书生的酸话，而是从血与火中熬出的真理：当一个人的视野从马背拓展到天下，当他的目标从生存升华为治世，人才，便是托起这万里江山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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