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他已经进山了。”
“进山？”
“嗯。带着秘书多吉，走访羌寨去了。”
王甫诚愣了愣。
那些深山里的羌寨，有些连通车的路都没有。
上一任书记在任四年半，最远只走到过乡政府所在地，羌寨一个也没去过。
“看明白了吧。”解若文端起酒杯。
“这位新书记，是个干实事的。”
——
通梁镇西南方向，海拔三千二百米。
刘清明踩着碎石小道，一步步往山上走。
身后跟着秘书多吉，背上驮着帐篷和干粮，还有一台经常没信号的对讲机。
山风裹着冷意扑面而来。头顶的天空蓝得发黑，几片云压得极低，像要贴着山脊滑过去。
多吉指着前面一道狭窄的垭口：“刘书记，翻过这个梁子，就是石鼓寨了。”
刘清明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垭口。
“那里有多少户人家？”
“登记在册的，三十七户。但实际上……”多吉犹豫了一下，“可能有些人家没登记过，大致上不超过五十户。”
刘清明脚步没停。
“走。”
他知道，茂水县真正的答案，不在县城里。
在这些大山深处。
翻过垭口的最后一段路，坡度接近六十度。
碎石松动，脚底打滑。刘清明右手抓住一丛灌木的根茎，借力蹬上去。多吉在后面喘得像拉风箱，但始终没掉队。
站在垭口上往下看，石鼓寨就在山窝子里。
二十几栋石砌碉楼散落在山坳两侧，石墙被风雨侵蚀得斑驳。碉楼之间没有像样的路，只有人畜踩出来的泥径，弯弯绕绕地连在一起。一条细瘦的溪流从山背后淌过来，在寨子中间拐了个弯。
没有电线杆。没有水泥路面。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痕迹。
刘清明见过穷。
当年的云岭乡东山村，一家人一年到头收入不到三百块，兄弟姐妹轮着穿一条裤子，种一整年的田，不但没余粮，还要倒欠乡里的各种费用。
但那种穷，穷在物质，不穷在心气。
东山村有老支书，有村支部，有民兵营。
村民们缺的不是骨头，是一个领他们走出去的人。一个契机。
更准确地说，缺一个刘清明。
石鼓寨不一样。
刘清明走进寨子，第一个感受不是穷。
是疏离。
寨口一棵歪脖子核桃树下，三个老妇人坐在石墩上剥玉米。看到两个人走近，她们同时停了手，抬头看过来。
眼神里没有好奇，没有欢迎，也没有敌意。
只有一种空洞的漠然。像在看两块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
多吉上前，用羌语打了招呼。老妇人们低声应了几句，又低下头继续剥玉米。
“她们说什么？”刘清明问。
“说随便看。”多吉顿了顿，“还说，寨子里没男人了。”
刘清明没接话。往里走。
寨子比从山上看更破败。碉楼的石墙裂了缝，用黄泥和碎石胡乱糊着。窗户蒙着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哗响。有两栋房子的房顶塌了半边，露出发黑的木椽子，没有人修。
门前空地上晾着几件衣服，打了密密麻麻的补丁，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蹲在墙根，光着脚，啃一块干硬的荞麦饼。看到刘清明，把饼往身后藏了藏，缩着脖子靠紧墙壁。
刘清明蹲下来，从兜里摸出一块奶糖递过去。
孩子看着他的手，没伸手接，转身跑了。
多吉在旁边叹了口气。
“刘书记，寨子里的情况确实糟糕。青壮年基本都去了万家的矿，干的是最苦最危险的活。那些矿洞条件差得很，透风都靠自然风，矿工里面受矽肺病的不在少数。”
刘清明站起来。“工钱呢？”
“一天十五到二十块。扣掉伙食费、工具费、所谓的管理费，到手不到一半。但就这点钱，也比在山上种地强。”多吉声音压低了一些，“问题是，三月份围攻警察那件事，寨子里去了十一个人。现在还有七个被关着没放回来。”
刘清明脸色沉下来。这些人不是暴徒。他们是被万家的人煽动利用的劳工。但法律程序走到这一步，不能因为同情就随意释放。
他走到一栋碉楼前。木门半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有人吗？”多吉用羌语喊了一句。
没有人应声。隔了十几秒，一个瘦削的老妇人从暗处走出来，手里抱着一个包裹。
多吉跟她说了好一阵。
老妇人自始至终没有看刘清明一眼。
多吉转过头，表情有些难看。
“她说她儿子在矿上干了三年，攒的钱全被万家扣着，说是欠了什么费用。现在人又被抓了，家里就剩她和一个孙女。她问我——她们是不是要饿死了，政府管不管。”
刘清明沉默了几秒。
“你告诉她。管。”
多吉翻译过去。老妇人听完，干瘪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话，转身走回了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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