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此以后这方木疙瘩在张家工具箱里安身七年。有时垫在摇晃的饭桌下，有时卡住漏风的窗框，到1982年深秋，竟然沦落为张达仁婚床的垫脚石。彼时，他已是紫金山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如果把视角转回到那个年代，就会发现他的新房墙上贴着《庐山恋》电影海报，女电影演员的灿烂笑容中洋溢的青春无限，透露出我们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知道《庐山恋》这部电影了，其实这在当时可是盛极一时，它的上映，如同一颗文化炸弹，在尚未完全解冻的中国社会土壤里炸开裂缝。
你会看到，电影院售票窗口前排起的长队蜿蜒至街角，年轻姑娘攥着皱巴巴的毛票，只为多看几遍张瑜那件翻领收腰的碎花连衣裙——那是她们偷偷拆了床单也想要复刻的时髦。放映厅里此起彼伏的惊叹声中，混杂着老辈人看到男女主角在庐山云雾里接吻时倒抽的冷气，年轻人却把“I love my motherland”的英文台词抄在笔记本扉页。国营理发店里突然流行起“郭凯敏式”的三七分发型，百货大楼的太阳镜柜台前挤满模仿归侨装扮的青年，连庐山枯岭镇的裁缝都接到大量定制风衣的订单。
这部披着爱国外衣的爱情片，用匡庐飞瀑间的红裙与西装革履，悄然撬动着蓝灰制服构筑的视觉秩序。
报纸上争论着“资产阶级情调”的边界，街道居委会组织观影讨论会，却挡不住小情侣在散场后的树影里试探着牵手。更有一些敏锐的观众，从两岸恋人重逢的剧情里，读出了超越娱乐的政治隐喻。
当女主角在银幕上换了43套时装时，无数中国女性第一次意识到，美丽原来可以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罪证。电影院门口总蹲着等退票的中年人，他们或许看不懂朦胧诗，却在女主角飞扬的裙角里，触摸到了坚冰裂开的细响。
年底，区文物普查办公室的电话打到学校时，张达仁正在认真备课，我们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老师的师德远胜于即今天，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仔细瞧一瞧会发现，在他办公桌旁边的小黑板的右下角上，还留着上节课的板书：太平天国失败原因：1.农民阶级局限性；2.战略失误……。
在那个年代，一旦政府机关需要工作人员，优先选调老师，因为老师普遍素质比较高，所以现在我们经常在机关看到一些60后领导都有做过老师的精力。也因为这样，区里这次文物普查工作，也抽调了师专毕业的张达仁。
等张达仁跟着文化馆的老邹走进仓库，看着对方用放大镜端详一枚青铜私章。
“小张，这是明代秀才的闲章，虽不是官印，但篆刻工艺……”老周的话突然在张大仁耳边炸开惊雷。那枚布满绿锈的印章不过三厘米见方，却让他想起家中那块边缘雕着五爪龙的木疙瘩。
当下班回家的张达仁用黑色粗鬃毛做得鞋刷蘸着肥皂水刷洗木玺时，混着朱砂的泥浆在搪瓷盆里晕开血色涟漪。他记得《文物》杂志上说过青铜器要用软布擦拭，却没想到这木头物件更加娇贵。直到太平天国史专家左洪纲捧着木玺双手发抖，他才意识到自己险些酿成大错。
在当时，社会对文化的那种饥渴程度远非现在可以想象的。每当《文物》杂志新刊上市时，玻璃柜台前总挤着戴老花镜的老先生和攥着单位介绍信的年轻人，油墨香里混着此起彼伏的“同志帮留一本”的请求。考古队带回的青铜鼎高清照片能引发整条胡同的讨论，马王堆帛画彩页在美术院校被临摹得卷了边，故宫老研究员用放大镜细究战国简牍释文时，窗外的槐花正落在夹着粮票当书签的杂志上。
甚至我亲眼见过，胡同口来自陕西的修车师傅会把刊登秦俑专题的那期压在玻璃板下，给顾客讲“这和咱临潼挖出来的可像”。甚至听我表哥胡淘说，连海外汉学家在友谊商店外汇柜台抢购杂志，海关人员对塞满《文物》的行李箱见怪不怪。张达仁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也订购了一份《文物》杂志，并因此掌握了一些古文物知识。
“双凤朝阳纹在正中，五爪金龙盘踞四边，这是天王诏书专用玺的规制啊！”左洪纲的圆框眼镜几乎贴到印面上，“小张，你看这‘旨准’二字笔锋，与现存诏书上的印鉴如出一辙。”
在鉴定室里，日光灯管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仿佛是岁月的回响。张达仁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着左洪纲这位名满全球的太平天国史老专家讲述木玺的来历。
随着左洪纲的讲述，张大仁的思绪渐渐飘远，他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864年的天京城。那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城正被战火笼罩，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
湘军在曾国藩的率领下，如狼似虎地攻破了天京城的城门。城内一片混乱，人们四处逃窜，哭声、喊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惨烈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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