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注意到那个变化，是在一个周二的傍晚。
晚市本该是最忙的时候。前门大街上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红灯笼，附近写字楼里加班的白领三三两两推门进来，后厨的灶火从下午四点半就没熄过。和平在灶前站了四十七年，闭着眼都能从锅铲的声音里听出生意的脉搏。翻炒声密集如雨，那是满座；锅铲偶尔响几声，像檐下滴答的雨，那是半满；灶火白白烧着，铁锅安静得只听见热油细微的滋滋声，那是没人。
那天傍晚，铁锅安静的时间比平时长了。
和平没有说什么。他把火调小，用抹布擦了灶沿，走到后厨门口往外看了一眼。前厅十二张八仙桌，坐了七桌。周二晚上，这个上座率不算差，但也不算好。真正让他心里动了一下的，是那七桌客人点的菜。三桌点了打卤面，两桌点了饺子，一桌点了红烧肉配米饭，还有一桌只点了两道凉菜两碗米饭。没有大菜，没有费工的菜，没有沈家那些需要提前预定、慢火炖煮、考验功夫的招牌菜。
客单价，和平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比去年这个时候低了将近三成。
他没有声张。回到灶前，继续炒下一道菜。锅铲在铁锅里翻飞，声响如常。
打烊后，明轩照例在柜台后面盘账。计算器按键的声音断断续续响着，比平时慢。和平坐在前厅的八仙桌旁喝茶，茶已经凉了，他没有续水。父子俩隔着半个店堂，谁都没有说话。计算器终于停下来。明轩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这个动作是他四十岁以后才有的，和平记得父亲文渊四十岁以后也这样捏鼻梁。
“爸，”明轩的声音不大，“这个月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掉了两成二。”
和平把凉茶喝完。“连着掉几个月了？”
“四个月。”
“四个月。”和平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明轩翻了一页账本。“准确地说，是从马路对面那家店开业开始的。”
马路对面。前门大街南段，隔着不到两百米。三个月前，一家叫“快味厨房”的连锁店在那里的商场美食广场开了分店。开业的时候做了三天促销，招牌上写着“大师手艺，三分钟上桌”。明轩当时路过看了一眼，没有进去。但念清进去了。她放学绕过去，花十九块钱买了一份红烧肉套餐。回家以后她跟爷爷说，那个红烧肉“味道是对的，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什么叫味道对但哪里不对？”和平当时问她。
念清想了很久。“就像听到一首歌，调子都对，但你知道不是原唱。”
和平现在想起这句话，忽然明白了孙女说的“不是原唱”是什么意思。那家店的菜不是厨师炒的。是预制菜。中央厨房统一生产的菜品，真空包装，冷链配送，门店只需要拆袋、加热、装盘。没有灶，没有锅，没有火。只有微波炉和热水浴。
“三分钟。”和平自言自语，“三分钟能做什么菜？我吊一锅高汤要六个小时。”
明轩把账本合上。“爸，时代变了。”
和平站起来，走到门口。前门大街上的灯火通明，远处商场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广告。快味厨房的招牌在夜色里亮着明黄色的光，像一只年轻而自信的眼睛。招牌下面有一行字：回家五分钟，还是家的味道。
和平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这句话，”他说，“是咱们沈家的。”
明轩走到父亲身边。他当然知道。沈家菜馆门口挂了十几年的木牌上，嘉禾的手书拓印——“味道认路，总能回家”。快味厨房的那句广告词，改了一个动词，把“认路”改成了“五分钟”。味道从一条需要走的路，变成了一段可以用分钟计量的距离。
和平没有生气。他只是站在那里，把两只手抄在围裙后面，看着对面的招牌。围裙是早上新换的，但不到一天，胸前已经沾了酱油和油渍。这块围裙他换了四十七年，从来没洗干净过。不是洗不掉，是洗完了第二天又会沾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明天，”他说，“我去尝尝。”
和平是上午十点走进快味厨房的。
这个钟点，沈家菜馆的后厨正在备料。吊汤的汤桶刚烧开，需要撇浮沫，转小火。和好的面需要翻面再醒。黄花菜和木耳分别用温水发着，水温不一样，发的时间也不一样。五花肉切成三分肥七分瘦的丁，切完以后还要用刀背轻轻拍一遍——这是嘉禾传下来的手法，拍过的肉丁，煸的时候出油更匀。
和平把这些活都交代给了徒弟，然后解了围裙，叠好放在灶台上。叠围裙的方式也是嘉禾传下来的：对折，再对折，领口朝外，带子收在里面。这样叠，第二天系的时候顺手。
他穿过前门大街。十点钟的阳光照在柏油路面上，梧桐的叶子刚开始变黄。快味厨房开在商场的地下一层，和十几家快餐店挤在一起，共享一片用餐区。和平没有走扶梯，走的是楼梯。他走得很慢，一只手扶着栏杆。六十九岁的人了，膝盖不太好，下楼时左膝会隐隐发酸。这是站灶四十七年落下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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