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清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北京热得像蒸笼。
前门大街上的梧桐叶子被晒得卷了边，柏油路面踩上去软绵绵的。沈家菜馆后厨里的温度比外面还要高出好几度，灶火从早烧到晚，铁锅上的热气把整个厨房烘成了一只巨大的蒸屉。和平的后背湿了干、干了湿，围裙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盐霜。但念清注意到，爷爷的手从来不抖。无论多热，无论灶火多旺，那双握炒勺的手始终稳得像老树的根。
这个暑假，念清没有像往年那样跟着同学去夏令营。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了，系上那件专门给她改小的围裙，站在属于她的那个灶眼前面。那个灶眼是和平今年春天专门给她腾出来的。不大，刚好够放一口小号铁锅，灶台的高度也比正常的矮了一截——是明轩找人定做的，按照念清的身高，精确到厘米。
“从今天起，这口灶是你的。”和平那天说，“灶台上的一切，你说了算。火大了火小了，咸了淡了，你自己定。我不在旁边看着。”
念清问：“那爷爷你去哪？”
“我在那边炒菜。”和平指了指自己的灶眼，隔着不到三步，“但我不会过来。你叫我的时候，我再过来。”
这是沈家的规矩。学徒站灶，师傅不盯。不是不管，是让你自己管自己。嘉禾当年教文渊是这样，文渊教和平是这样，和平教明轩也是这样。盯出来的手艺是师傅的，自己悟出来的才是自己的。念清站灶的第一天，做的是阳春面。最简单的东西最见功夫。汤要清，面要细，葱要绿。她在灶前站了四十分钟，做出来一碗面。自己尝了一口，然后倒掉了。
汤浑了。
第二天，还是阳春面。又倒掉了。面坨了。
第三天，还是阳春面。这次她没有倒。她把面端到爷爷面前，和平尝了一口，说：“葱切得急了。”念清把面端回去，倒了，重新做。第四天，和平尝完说：“汤清了一点，但还差一口气。”念清没有问差在哪一口气。她知道爷爷不会告诉她。那口气得她自己找到。
整个六月，念清每天做一碗阳春面。做到第十五天的时候，她把面端到爷爷面前。和平尝了一口，放下筷子，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只是看了孙女一眼，然后说：“下一道。”
念清知道，阳春面，过了。
第二道是打卤面。这是沈家的看家菜，也是念清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她以为自己闭着眼都能做出来。但真正站在灶前，手里握着炒勺，面对着那一排调料和食材时，她的手开始抖了。不是怕，是郑重。打卤面的卤，五花肉要三分肥七分瘦，黄花菜要温水发透，木耳要秋后头茬。这些她背得滚瓜烂熟。但背出来和做出来，中间隔着一百多天的灶前功夫。
第一锅卤，酱油多了。
第二锅卤，火候过了。
第三锅，第四锅，第五锅。念清做了一整个七月的打卤面。家里的早餐、午餐、晚餐全是打卤面。明轩吃得嘴角起了泡，但每一碗都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不剩。念远才九岁，吃到最后看见面条就想跑，被妈妈按回来，说姐姐做的面，必须吃完。
念清心疼弟弟，偷偷在他的碗里多加了一勺卤。念远吃完了，抹抹嘴，说：“姐，今天的比昨天好吃。”念清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她的本子已经记了大半本了。每一页都是日期、菜品、问题、改进。字迹从工整到潦草，又从潦草到工整——那是手太酸了写不动，歇一会儿又继续写的痕迹。
八月末，念清做了一碗打卤面端到爷爷面前。
和平正在擦灶台。他把抹布拧干，搭在灶沿上，接过面碗。筷子挑起来，面条在筷子上绕了一圈，挂着卤汁，不滴不淌。他吃了一口，嚼了，咽下去。然后他放下筷子，站起来，走到嘉禾的照片前。
“祖父，”他说，“念清的打卤面，可以上桌了。”
念清站在后厨门口，围裙上沾满了面粉和酱油渍。她十二岁，个子刚过灶台没多少，扎着马尾辫，额头上有细细密密的汗珠。她听见爷爷的话，没有欢呼，没有雀跃。只是把那口小铁锅从灶眼上端下来，用抹布里里外外擦干净，放在指定的位置。然后把灶台擦了一遍，把调料瓶摆整齐，把围裙解下来叠好。
然后她走出后厨，走到前厅，在嘉禾的照片前站定，深深鞠了一躬。直起身的时候，眼眶是红的。
那年秋天，全国少年厨艺大赛的海报贴到了念清的学校。班主任李老师——就是当年把念清的作文推荐去参赛的那位——把海报拿给她看。“念清，这个比赛，你想不想参加？”念清把海报看了一遍。全国少年厨艺大赛，参赛年龄十到十六岁，分热菜、冷菜、面点三个组别。评委是国家级烹饪大师，决赛在中央电视台录播。
“我问问爷爷。”念清说。
她把海报带回家，铺在前厅的八仙桌上。和平戴着老花镜，把海报上的每一个字都看了一遍。明轩也在，嘉嘉正好休假回北京，连纽约的苏菲都刚好在视频通话里。一家人都围着那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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