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前夕，杭州下了一场小雪。雪不大，细得像筛过的米粉，落在运河上连个涟漪都激不起来就融进了水面。拱宸桥的石栏上积了薄薄一层白，把青灰色的石头衬得颜色深了一层，像一幅水墨画里被留白反衬出来的焦墨。柯依柳早晨推开窗户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屋顶全白了，运河边的柳树还挂着几片枯叶，叶子边缘结了冰，在晨光里闪闪发亮。她把窗户推开一道缝，冷空气从缝里挤进来，带着雪的清寒和运河水的腥甜。她深吸了一口，肺里像是被冰水洗了一遍，整个人从残留的困意中彻底醒了过来。
今天是冬至，修复中心放半天假。按照杭州的老规矩，冬至要祭祖、吃年糕、上坟。柯依柳不祭祖——她祖父的坟在龙泉，太远了，每年清明回去一趟就够。但温如的骨灰她已经分别安在了莫高窟、灵隐寺、大窑村柳树下，这些地方不需要冬至特意去上坟，因为她的气息已经和那些地方长在一起了。所以今年冬至，柯依柳决定去一个以前从来没在冬至这天去过的地方——宝石山。
她换上一件厚羽绒服，把温如留给她的那把铜钥匙挂在脖子上塞进衣领里，又往背包里放了一保温杯热茶和几块沈桂芳上次来上海时塞给她的芝麻糖。出门前她在花坛边蹲了一会儿，看看山茶花苗在雪中的状态。杨兰因的那棵苗已经长到了将近三十厘米高，侧枝上的三片新叶已经展开，叶片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雪，像盖了一层白纱。她用指尖轻轻把雪拨掉，检查了一下叶片没有被冻伤，然后把花坛边缘的防寒布重新掖紧了些。旁边从大理带回来的苗也长得很好，虽然高矮不一，但每一棵都站得很直。她站起来拍拍手上的雪，想起春分那天白三生种下这些种子时说的话——“赵若兰说山茶花籽发芽很慢，有时候要等一整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现在才过了大半年，这些苗已经长得比膝盖还高了。
宝石山脚下，梧桐树的叶子早就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铅灰色的天空下站着，像一排沉默的哨兵。山路上没什么人，雪落在石阶上积了薄薄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的，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清晰的脚印。柯依柳沿着山路慢慢往上走，走到半山腰那个能看到西湖全景的平台上停下来。西湖在雪中呈现出一种介于灰蓝和银白之间的颜色，湖心亭的琉璃瓦顶被雪覆盖了大半，只露出几角明黄色的飞檐，在雪雾中格外鲜亮。苏堤上的柳树全秃了，枝条在风里轻轻摇着，和春天时那种婀娜的绿完全不同，却有一种被时间删繁就简之后的干净。
她想起温如说过，宝石山上的雪景是杭州最美的。温如在修复中心工作了大半辈子，每年冬天都会一个人来爬一次宝石山，风雨无阻。她说爬山不是为了看风景，是为了让腿保持力气——修复师要能站脚手架，腿不能坏。柯依柳想到这里笑了一下。温如说“腿不能坏”的时候语气特别严肃，像是在说一件关乎修复大业的事。其实她就是想爬山，找个正经理由而已。
她走到山顶的保俶塔下，绕着塔走了一圈。塔下的石阶上积了雪，有几个小孩在塔边堆雪人，雪人堆得歪歪扭扭的，鼻子是用枯树枝插的，眼睛是两粒不知从哪棵树上摘的红果子。柯依柳蹲下来帮他们把雪人的脑袋扶正，又把自己背包里的一颗芝麻糖贡献出来当雪人的嘴巴。孩子们高兴得直拍手，她笑了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转身往山下走。
下山的时候她拐了个弯，去了宝石山脚下温如住过的那栋老单元楼。楼道里的声控灯终于修好了，但她没有出声，灯没亮。她摸着熟悉的扶手一步一步往上爬，每一级台阶的位置她闭着眼都能找到。四楼，温如家的门紧锁着，门上的春联还是去年春节她帮温如贴的，红纸已经褪色了，边角被雨水打湿之后卷了起来。她把春联的边缘用手按平，又用指甲在门框上轻轻敲了三下，然后转身下楼。
傍晚，她去了小河直街白三生的画室。画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炭炉上铁壶烧水的声音和松烟墨特有的清苦气味。她推门进去，看到白三生正站在画架前，手里握着一支小号的狼毫笔，正在往一幅即将完成的画上补最后几笔。他听到脚步声没有回头，但她知道他已经认出她了——他的肩膀微微往右偏了一点，给她留出了那个熟悉的、可以并肩站立的空间。
画室的天窗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把天光滤成了一种柔和的灰白色。炭炉上的铁壶冒着白汽，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两碗已经煮好的芝麻汤圆，是沈桂芳前两天从杭州带回来的，说是小河直街的老街坊自己磨的芝麻馅，比超市里卖的香。柯依柳走到画架前，看到白三生正在画的那幅画——是飞来峰下灵隐寺药师殿的雪景。殿顶的灰瓦被白雪覆盖，檐角的铜铃在风中微微倾斜，殿前的二月兰早谢了，只剩石阶缝隙里几片干枯的叶子。药师殿西墙的窗户半开着，里面透出一线暖黄色的光，落在窗外的雪地上，融出了一小圈水痕。那道光不是从长明灯上来的，是从壁画上来的——白三生在画面最深处、窗框的正中央，画了一颗极小极小但极亮的翠绿色光点。那是日光菩萨眉间的绿松石白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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