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三生低头看着掌心那串莲子佛珠。一百零八颗，每一颗的月眼都有极细微的不对称——不是打孔时手抖，是莲子本身在生长过程中向阳的一面比背阴的一面更饱满，月眼自然就偏了。他收拢手指把佛珠攥在掌心里，说他会把它放在沙中废寺的残墙前。明观点了点头，又从僧袍内袋里取出一个小小的布袋递给他，说这是今年立春那天从飞来峰上捡的松针——五针一束，叶鞘已经脱落，他捡回来之后在药师殿供了三天。如果那座废寺的墙缝里还有空隙，请替他把这截松针塞进去。就像元和十年那个没有名字的僧人在日光菩萨壁画左下角的墙缝里塞松针一样，替那座废寺的残墙暖一暖。
白三生接过松针，把它和莲子佛珠一起放进棉袍内袋，然后伸出手轻轻按了一下明观光光的头顶。明观退后一步，双手合十，对着白三生和柯依柳深深鞠了一躬，说师兄师姐早去早回——日光菩萨的白毫今天早上又亮了一下，它在给你们照路。
从药师殿出来，两个人沿着飞来峰下的古道往山门外走。竹林里的新笋刚冒尖，笋壳上还带着清晨的露水。飞来峰崖壁上的华山松在晨光中站得很直，松针在风里轻轻响着，那声音和灵隐寺的晨钟混在一起。柯依柳回头看了一眼药师殿的方向——殿顶的灰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日光菩萨眉间那颗翠绿色的松石白毫隔着院墙和竹林看不真切，但她知道它在亮。
出发那天是惊蛰。杭州的惊蛰下了一场雨，不大，细密绵长，把运河两岸的柳树新芽洗得油绿油绿的。柯依柳和白三生在萧山机场和苏涧清会合。苏涧清穿着一件新做的藏蓝色冲锋衣，衣服是陆瑶帮他挑的，说敦煌以西的风沙大，老中山装扛不住。但他还是背着他那只旧布袋，布袋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档案袋、老花镜、笔记本和那包从法门寺旁边带来的羊粪肥——他说到了地方要在废寺残墙下撒一把土，让温如笔记本里夹的那粒沙和法门寺的土在废寺前合在一起。
从杭州飞敦煌将近四个小时。飞机降落的时候，柯依柳从舷窗往下看，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灰黄色戈壁和戈壁尽头被风蚀出层层褶皱的祁连山余脉。敦煌机场很小，飞机停在机坪上，舱门一开干燥的风沙就灌了进来，带着骆驼刺和沙土的气味。苏涧清被风沙呛得咳了好几声，但他站在舷梯上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环顾四周说了句话：“她来过了——温如来过了。这风里有山茶花油的味道。你们闻到了吗？”
柯依柳站在舷梯上闭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她没有闻到山茶花油，但她闻到了别的——松烟墨、旧纸页、修复室里标准光源下古画绢面微微加热后散发出的那股微涩的暖意。那是温如笔记本里的味道。温如最后一次来敦煌是四十年前的事，但那股味道还留在空气里——不是真实的嗅觉，是记忆在鼻腔深处留下的幻觉。
陆瑶在敦煌研究院的招待所等他们。她比上次见面时又剪短了头发，穿着一身深蓝色的野外工作服，袖子上别着敦煌研究院的徽章。她把考察装备一件一件地从库房里搬出来——卫星定位终端、多光谱便携扫描仪、野外应急通讯设备、帐篷、睡袋、压缩干粮、足够全队用一周的淡水。她摊开一张高分辨率卫星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疏勒河故道北岸那片五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区域内部又用虚线分成了七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标注了优先级和预计踏勘天数。
“白云禅师遗笔里写的‘敦煌以西三百里’，换算成唐代里制大概是一百五十公里左右。”陆瑶用笔尖点着地图上一个标了红点的位置，“疏勒河故道在这个位置拐了一个大弯，弯道北岸有一片被风蚀得很厉害的台地，台地边缘裸露出来的岩层就是苏老师之前分析的那种云母片麻岩。如果沙中废寺真的存在，它最有可能的位置就在这片台地上——被风沙埋了大半，但残墙应该还在。”
苏涧清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俯身盯着地图看了很久，然后用手指在红点周围画了一个圈，说白云在遗笔里写过，废寺门口有一棵已经枯死但仍然站着的胡杨树。胡杨死了之后树干可以立在地上几百年不倒，如果那棵胡杨还在，它就是最好的地标。陆瑶说多光谱扫描仪可以探测到沙层以下数米深度的木质素残留，如果胡杨树干被埋在了沙下，仪器能扫出来。
柯依柳用指尖在地图上红点的位置轻轻点了一下，在心里把从龙泉到敦煌、从敦煌到流沙、从流沙到终南山、从终南山到大理、从大理到杭州的所有路全部串在一起——所有的路都在这个红点上汇合了。一千多年前他从这里转身往回走，怀里揣着经书和手帕，手腕上戴着柳依的玉镯，墨在怀里渗出来滴在杨兰因的手帕上；他走到流沙边缘的时候倒下去了，经书被商队带走，手帕被送回终南山，玉镯被送回龙泉，背影被画进青花瓷片。现在所有信物都归位了——枯梅枝回了观音院，蓝靛手帕回了周城，既至的针嵌进了杨兰因的老茶花树，温如的笔记本和袈裟合璧在法门寺库房，明观的松针和菌子在药师殿壁画墙角继续生长。只有这座废寺还没有人来看过它。一千二百年了，它是这条路上唯一一个还没有被找到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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