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涵最喜欢那件印着小草莓的黄色连衣裙。
我把它从水中捞起，轻柔地拧干，然后抖开。棉布吸水后变得沉重，但我的动作已经熟练到不会让任何一处褶皱留下水痕。展开、对折、抚平，再对折，直到它变成整齐的小方块，被我放在女儿衣柜的第三层，和其他二十三件叠得一模一样的小衣服放在一起。
“今天阳光很好，乐涵。”我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妈妈把你的小裙子都洗了一遍，晒在阳台上了。它们被风吹起来的样子，像一群黄色的蝴蝶。”
没有人回应。这屋子里已经四个月没有回应了。
衣柜旁放着乐涵三岁生日时拍的照片，她骑在爸爸的肩膀上，两只小手抓着王霄修的耳朵，笑得眼睛眯成两条弯弯的缝。王霄修那时也在笑，那种我很少见到的、毫无保留的笑容。商业联姻，这就是我们婚姻的本质——王氏集团与林氏企业的结合，一场被财经杂志称为“战略性的完美联姻”。
没有女儿前，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他会定期给我钱，会在我生日时送礼物，会在我生病时叫医生来家里。彬彬有礼，无可挑剔，却也冰冷得像十二月的大理石地板。
直到乐涵的到来。
那是个意外，真的。双方父母一直希望有个孙子或孙女来继承两家产业，在一次家庭聚会后，我们都喝了点酒，然后就那么发生了。后来我查出怀孕，婆婆握着我的手说：“太好了，这个孩子将是我们两家的宝贝。”
乐涵确实是宝贝。她出生在樱花盛开的四月，哭声洪亮，小手紧握，仿佛一来就要抓住这个世界不放。王霄修第一次抱她时，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融化了——那种商业精英的锐利和防备，在那一刻软化成了一种近乎畏惧的温柔。
“她好小。”他当时这么说，手臂僵硬地托着那个襁褓，好像捧着什么易碎的珍宝。
就是从那天起，我们之间除了礼貌和责任，多了一层别的东西——我们都爱这个孩子，胜过世上一切。
“太太，王先生来电话说今晚会晚点回来。”李阿姨在门口轻声说，“他嘱咐您记得吃药。”
我点点头，没有回头，继续叠着手中的小袜子。这双白底红边的袜子是乐涵最喜欢的，上面有只小兔子。她总说这是“跑步最快的袜子”。
李阿姨叹了口气，轻轻带上门。我知道她在背后怎么和别的佣人议论——太太疯了，整天关在女儿房间里洗衣服、叠衣服；先生则用工作麻痹自己，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线，再也无法相交。
他们不懂。只有不断地洗、不断地叠，我才能感觉到乐涵还在。洗衣液的清香是她的味道，棉布的柔软是她皮肤的触感。这个仪式让我相信，她只是出去玩了一会儿，很快就会回来，喊着“妈妈，我渴了”，然后咕咚咕咚喝下一大杯水。
而王霄修，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的自我惩罚——工作，无休止地工作。偶尔回家，他总是站在乐涵房间门口，不敢进来，只是看着我和那堆衣服，眼睛里盛着满满的、无处可逃的愧疚。
乐涵出事那天，也穿着那件小草莓黄裙子。
那是周六，王霄修难得休息，答应带乐涵去新开的游乐场。乐涵兴奋得前一天晚上都没睡好，凌晨四点就爬到我床上问：“妈妈，天亮了没有？”
我给她扎了两个小辫子，系上黄色的发带，和她裙子上的小草莓很配。出门前，她回头对我挥手：“妈妈再见！我会让爸爸给你买！”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活蹦乱跳的样子。
王霄修后来告诉我，乐涵在旋转木马前说想吃冰淇淋，他就让她在原地等，自己跑去不远处的冰淇淋车。就那么两分钟，一辆失控的轿车冲上了人行道。
“她一直很乖地站在原地等我，”王霄修在医院里说这些话时，整个人都在发抖，“就像我告诉她的那样，一步都没有移动。”
我没有哭，没有闹，甚至没有说一句责怪的话。我只是在医院确认死亡后，轻轻说了句：“把她的小草莓裙子拿来，沾上血了，该洗了。”
从那天起，我再没有主动跟王霄修说过话。
不是恨他，真的不是。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任何语言在那样的事情面前都显得苍白可笑。而且，我害怕一旦开口，那苦苦维持的平静就会崩塌，我会变成一头嚎哭的野兽，再也回不来。
所以我把所有话都说给了乐涵的衣服听。
“乐涵，今天幼儿园的小朋友来看你了，留下了一幅画，上面有三十个小手印。张老师说你的位置还留着，每天都会擦干净。”我抚平一件蓝色卫衣的褶皱，“妈妈说不用留了，但他们还是留着。”
我把叠好的衣服放回衣柜，又拿出一批要洗的。这个过程不能停，一旦停下来，现实就会像冰水一样浇透全身——乐涵不会再穿这些衣服了，永远不会。
最近，我常感到疲倦，洗衣服时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食欲也差，吃下去的东西常常原封不动地吐出来。我以为只是太想乐涵，身体在抗议这种日复一日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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