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觉太熟悉了，三年前，也是这样一纸通知，改变了他和六千多个同龄人的人生。那时候，他也是这样，看着通知，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
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了李婶的哭嚎声，声音特别响，带着绝望的嘶哑：“这不是要人命吗？我的儿啊！”
李婶家有两个儿子，去年冬天才从浏阳深山里逃回来，回来的时候，两个人的手和脚都冻烂了，冻疮肿得像馒头，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如今又要被赶回去，李婶怎么能不崩溃？
廖东听着哭声，只能苦笑着摇摇头，心里像被堵住了一样难受。
他知道，这就是他们这群知青的宿命，在时代的巨轮面前，个人的意愿太卑微了，像一粒尘埃，风一吹就散了，根本没办法反抗。
他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那个闷热的八月，长沙火车站里全是人，挤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干部们扯着嗓子维持秩序，声音都喊哑了，可人群还是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
高音喇叭挂在站台的杆子上，反复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还有动员知青下乡的口号，歌声和口号声混在一起，吵得人头疼。
月台上全是送别的人，父母们拉着孩子的手，哭得捶胸顿足，有的母亲甚至直接坐在地上哭，可没人敢拦着。
被点名上车的知青们，有的抱着柱子不肯走，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有的蹲在地上，任凭父母怎么拉都不起来。有个男生紧紧抓着站台的栏杆，手指都因为用力而发白，最后被两个民兵强行掰开手指，拖上了火车，他还在喊着“我不下去！我要回家！”
还有一个女生，戴着厚厚的深度眼镜，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像个读书人。在拥挤的推搡中，她突然腿一软，直接晕厥过去，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连呼吸都变得微弱。
可就算这样，也没人敢耽误，两个干部架着她的胳膊，把她像货物一样塞进了绿皮火车的门缝里，火车门“哐当”一声关上，把她的哭声和父母的呼喊都关在了里面。
廖东当时就挤在那列火车里，车厢里塞得像沙丁鱼罐头，连转身都费劲。每个人身上都冒着汗，汗味、眼泪的咸味，还有人因为害怕而发抖的气息，混在一起，弥漫在每一个角落。
那趟火车的终点，是湘南山区那个名叫江永的陌生地方，后来他才知道，那就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就和山里的泥泞、冷雾绑在了一起。
“不去行吗？”巷口传来老张头的声音，很低，带着犹豫。廖东走到窗边，撩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老张头蹲在他的冰棍箱子旁边，箱子上盖着一层厚厚的棉被，怕冰棍化了。
他手里拿着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圈在灰蒙蒙的空气里慢慢散开。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望着头顶的云层，低声嘀咕着：“我那不成器的侄儿，唉，在橘子洲头的破渔船上猫了快仨月了，白天不敢露头，怕被人认出来，夜里才敢偷偷上岸，找点吃的，跟个水耗子似的……”
这话像一根针，猛地刺进廖东的心窝，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他当然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认命”，总有一些知青，要么胆子大，要么实在受不了山里的苦，选择了“黑下来”——也就是躲起来，不回插队的地方。
他见过那些“黑下来”的知青，他们像幽灵一样在城市的夹缝里活着。有的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扛水泥包，水泥灰混着汗水，糊得满脸都是，肩膀被袋子压得通红，每走一步都要晃一下；有的在河码头当苦力，扛着比自己体重还沉的货物，沿着台阶往上走，脚步踉跄，生怕摔下来；还有的更冒险，偷偷在隐蔽的角落里倒卖粮票，手里攥着几张粮票，眼睛警惕地盯着四周，一旦有人过来，就赶紧把粮票藏起来，只为换一口吃的，能多捱一天是一天。
可这种日子，又能撑多久呢？廖东心里清楚，提心吊胆，没有尊严，说不定哪天就被抓了。上个月就听说，有五个知青躲在河西的废弃仓库里，白天不敢出来，只能靠啃干硬的窝头充饥，晚上就睡在稻草上。结果还是被民兵小分队搜了出来，那些民兵特别警惕，连仓库的每个角落都没放过。
那五个知青被抓了以后，下场特别惨。
他们被剃了“阴阳头”——一边头发全剃光，另一边留着，看起来特别滑稽，却满是羞辱。胸前还挂着沉重的木牌，上面用黑墨写着侮辱性的字句，用红笔打了叉。然后，他们被押着，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游行示众，周围全是围观的人，有人喊口号，有人指指点点，眼神里有好奇，有鄙夷，还有冷漠。那五个知青低着头，肩膀垮着，脸上全是泪水和屈辱，连头都不敢抬。
那个画面，像烙印一样烫在廖东的记忆里，每次想起来，都让他不寒而栗。这哪里只是肉体上的羞辱，根本是把人的尊严撕得粉碎，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一个人。他不敢想，如果自己被这样对待，该怎么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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