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在怡和洋行为他安排的客房窗前，望着窗外维多利亚道上偶尔驶过的马车和步履匆匆的洋人职员。
他们一行已抵达天津半月有余。
与他同来的，是东华医院的董事张百善，以及一队香港知名士绅。
他们此行明面上的身份，是“东华医院华北灾情考察团”，旨在评估灾情，商讨更有效的赈济方案。
但真正的核心目的，只有陈九、张百善以及那位在南洋书信中提出“移灾”之策的陈逸轩知晓。
第一步，自然不是直接求见那位权倾朝野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是疏通他麾下庞大的官僚体系。
这第一步，就走得异常艰难。
首先需要打通的是天津知府衙门以及负责具体赈灾事务的“善后局”。
张百善凭借东华医院以往赈灾积累的清誉和与南方粤籍官员的同乡之谊，勉强敲开了衙门的大门。然而，接待他们的官员，表面客气，实则推诿。
“二位先生忧国忧民，下官感佩。”
天津知府衙门的一位王师爷捋着胡须，慢条斯理地说，“只是，这移民海外之事，闻所未闻。我朝惯例，灾民就地安抚，或令其返乡归耕，岂有送往万里蛮荒之地的道理？此事……干系太大，下官位卑言轻，实在不敢妄议。”
陈九沉默地坐在下首，他此刻的身份是张百善的“账房先生”兼助手，化名“陈琮”。
这些底层官吏并非不懂变通，而是畏惧责任，更可能的是，他们本身就在现有的赈灾体系中分得一杯羹——官仓放粮的损耗、粥厂的克扣、乃至人市上的灰色交易，都养活着无数蛀虫。
“移灾”计划一旦实施，等于断了他们一条财路。
张百善试图以东华医院的名义和潜在的“捐款”开路，效果甚微。
这些官员久经官场，深知有些钱能拿，有些事却不能沾，尤其是这种前所未有、极易被政敌攻击为“纵民资敌”的敏感事项。
陈逸轩自告奋勇，也没闲着，在此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拿钱开路，混迹在天津三教九流之间，厮混了几个月，慢慢找到了一些突破口，尤其是与一些低层级但实干的漕运、码头官吏的关系，摸清了一些内幕。
“九爷，张董事，”
陈逸轩在一次密谈中汇报道，“据我观察，李中堂目前最头疼的，一是灾民聚集津门，恐生民变，影响洋务大局和北洋核心区的稳定；二是赈灾款项捉襟见肘，户部拨款迟缓，协饷省份拖延，北洋自身的经费也被大量挪用。我们或可从此处入手。”
陈九采纳了陈逸轩的建议，调整策略。
与此同时，伍廷芳派人送来了厚厚一叠文件，“以工代赈，输出劳务，换取侨汇”。
这份报告里详细计算了一名健康华工在南洋种植园一年所能赚取并寄回国内（侨汇）的金额，还有香港多个正规公司的聘用合同，南洋华商的聘用合同，以及华工合同的细节等等。
这叠文件，通过陈逸轩搭上的关系，辗转送到了天津海关道、同时也是李鸿章亲信之一的盛宣怀的一位幕僚手中。
海关涉及洋务和税收，对“侨汇”二字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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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这份侧重于经济账的报告引起了盛宣怀的注意。
他如今主持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多项实业，对资金渴求极甚。
看到了这个计划中蕴含的、可能缓解北洋财政压力的可能性。
数日后，陈九和张百善终于获得了在天津北洋大臣行辕外围签押房，面见盛宣怀的机会。
盛宣怀公务繁忙，见面时间很短。
他仔细翻阅了那份报告，重点询问了侨汇的结算流程、如何保证资金安全汇入天津指定的票号、以及南洋用工需求的真实性。
“此事，理念颇新。”盛宣怀沉吟道，“但尔等须知，民为邦本，朝廷于子民出路，慎之又慎。且南方会党混杂，这劳工输送，如何保证不与匪类勾结？”
陈九此刻以助手身份，恭敬回答：“盛大人明鉴。此次纯属商业招工行为，由香港东华医院此等获朝廷嘉奖的慈善机构担保，一切合同待遇，皆参照西洋各国通行的劳工契约，公开透明。招募之工人，直接由太古、怡和等信誉卓着的洋行船只运送，抵达南洋后，亦由与东华医院有合作的可靠商号接收安置，绝无与任何会党牵连之可能。
所有侨汇，皆通过汇丰、蔚丰厚等正规银号汇兑，流程清晰，便于官府稽核。”
陈九刻意淡化了自己和华人总会的背景，将所有光环都聚焦于东华医院和洋行身上。
在李鸿章、盛宣怀这些务实的洋务派眼中，会党是隐患，但洋行的规则和东华医院的清誉，则是可以利用和信任的。
盛宣怀不置可否，但答应将此事“酌情禀报中堂”。这已是巨大的进展。
其实，整个南方地区包括南洋，但凡做任何跟人丁有关的生意，谁能不跟会党扯上关系，更不要提庞大的人口流动，但他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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