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半，
秦念被枕边的机械闹钟叫醒——那是个需要上发条的“北极星”牌闹钟，钟面已经磨损，夜光指针在黑暗中发出幽绿的光。她摸黑起床，没有开灯，怕影响隔壁宿舍的技术员小刘。筒子楼的隔音很差。
冷水洗脸，刺骨的凉。十月底的戈壁滩，夜里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她对着桌上那面巴掌大的圆镜看了看：眼窝深陷，这是连续熬夜的结果。她用暖水瓶里还剩的一点温水浸湿毛巾，敷了敷脸，强迫自己清醒。
穿衣：棉质内衣，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军绿色外套——这是所里的工作服，肘部已经磨得发亮。最后戴上父亲留下的那块上海牌手表，表盘上的夜光指针显示三点四十。这块表是父亲参加歼-8研制时得的奖励，表带已经换过三次，但走时依然准确。
食堂还没开，她从抽屉里拿出昨晚剩下的半个馒头，就着白开水慢慢嚼。馒头已经硬了，但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不能浪费。抽屉里还有半包“大前门”香烟，她不抽烟，但留着——有时候熬夜开会，老同志们需要。
窗外，戈壁滩的夜空星河灿烂。没有光污染，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带子横贯天际。秦念想起小时候，父亲常抱着她坐在院子里看星星，说：“念念，你看，每颗星星都是一架飞机要去的地方。”
现在，她造的飞机就要去其中一个地方了。
四点整，她走出宿舍筒子楼。院子里停着那辆北京212吉普，司机小张已经等在车上，发动机突突地响着，排气管喷出白气。
“秦总，早。”小张递过一个军绿色水壶，“刚烧的开水，给您灌的，暖和。”
“谢谢。”秦念接过，水壶温热。壶身上还用红漆写着“保卫祖国”四个字，漆已经斑驳。这就是80年代同志的关心，朴实但温暖。
吉普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车灯照亮前方一小片路。远处，机场的导航灯已经亮起，像戈壁中的灯塔。
到达机场时，塔台的灯已经全亮了。秦念跳下车，冷风扑面而来。她裹紧外套，走向指挥塔台。
塔台里已经忙碌起来。昏黄的灯光下，技术人员正在做最后的通讯测试。笨重的“小八一”电台发出滋滋的电流声，保密电话的红色指示灯一明一灭。墙上挂着巨大的手绘演习区域图，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记着防空阵地、目标区和航线。桌子上的搪瓷缸子印着“为人民服务”，墙角煤炉上的水壶正冒着热气。
“秦总，所有地面站通讯测试完毕。”通讯组长过来汇报，手里拿着用复写纸誊写的测试记录——一式三份，一份存档，一份上报，一份备用。“一号站到七号站，信号清晰。备用线路也通了。”
秦念接过记录纸，就着台灯看了一遍。纸上的字迹工整，每个测试时间、频率、结果都清清楚楚，后面有测试员的签名。这就是80年代的严谨——没有电子存档，全靠纸笔，但每一笔都意味着责任。
“气象组报告。”又有人递来一张纸条。
秦念展开看，是手写的：“地面风速3-4级，高空风切变在安全范围。能见度良好。预计日出时间六点二十。值班员：王建国。”
她看了看手表：四点十五分。还有两个小时。
走下塔台，她来到机库。巨大的铁门已经打开，工作灯把里面照得通亮。LY-I停在中央，十几个地勤人员正围着它做最后的检查。空气里弥漫着航空煤油和机油混合的气味，还有一股淡淡的防锈油味道。
当她看到LY-I在灯光下的身影时，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骄傲、紧张、还有一丝……恐惧。不是怕失败，而是怕辜负。辜负团队的信任，辜负国家的期待。
但她很快压下这些情绪。现在不是感伤的时候。
老陈已经穿好了抗荷服——那是苏联样式的，厚重的帆布材质，坐在一旁的折叠椅上闭目养神。听到脚步声，他睁开眼睛。
“睡了一会儿？”秦念问。
“眯了两个小时。”老陈站起身，活动了下肩膀，抗荷服发出布料摩擦的沙沙声，“够了。这种时候，睡多了反而没精神。”
秦念看着他。这个四十五岁的试飞员脸上有戈壁风沙刻下的皱纹，鬓角已经灰白，但眼睛很亮，那是真正飞行员的标志——无论什么时候，眼睛里都有天空。
“今天飞行的要点，再核对一遍？”秦念说。
老陈从抗荷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塑料封皮已经磨损，边角用胶布粘着。他翻开，里面是用圆珠笔密密麻麻记的笔记，字迹有些潦草，但自己能看懂：“第一，起飞后十五分钟进入突防段，保持4.2马赫，高度25千米。第二，突防过程中无线电静默，除非紧急情况。第三，目标识别区停留时间不超过九十秒，六个目标必须全部标注。第四……”
他一口气背完了所有要点，一个不差。
“都记在心里了。”老陈合上本子，“秦总，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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