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往西，车队在山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
张海洋坐在吉普车副驾驶座上，被颠得胃里翻江倒海。他手里紧紧抱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LY-I发动机改进型的全套图纸——蜡纸底图，足足有三十多斤重。
“张工，快到了。”司机是个当地人，说话带浓重的川音，“前面就是‘三线厂’了。”
张海洋抬起头。窗外，群山连绵，雾气缭绕。盘山公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缠绕在墨绿色的山体上。偶尔能看到隐在树林里的建筑屋顶，都是老式的红砖房，有些墙上还刷着褪色的标语。
“这些厂……还在生产吗？”他问。
“生产啊，怎么不生产。”司机说，“就是规模小了点。以前这里热闹得很，好几万人呢。现在年轻人都往外跑，留下的都是老工人老师傅。”
吉普车拐过一个急弯，眼前豁然开朗。山谷里，一片厂区依山而建。厂房大多是一层的砖混结构，屋顶是石棉瓦，有些已经破损。厂区道路坑坑洼洼，路边长满杂草。但仔细看，能发现车间里还有灯光，烟囱还在冒烟。
“到了。”司机停下车，“您要找的142厂，就这儿。”
张海洋下车，腿有些发软。他环顾四周——这和他想象中的“工厂”差距太大了。研究院虽然也在西南山区，但毕竟是新建的，规划整齐，设备先进。这里……像是时间停滞在了六十年代。
但他没时间感慨。抱着图纸包，他走向厂部办公楼。
办公楼是一栋两层小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门口的牌子上，“国营第142机械厂”几个字已经斑驳。推门进去，走廊昏暗，墙上的宣传栏里还贴着197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
“请问，刘厂长在吗？”张海洋问值班室里的一个老头。
老头抬起头，老花镜滑到鼻尖：“你找刘厂长？他在车间呢。往里走，热处理车间。”
张海洋道了谢，顺着老头指的方向走。厂区很大，但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机床运转的声音。他路过几个车间，从窗户往里看——设备都很老旧，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产品，有些甚至还能看到俄文铭牌。但维护得很好，擦得锃亮。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专注地操作着机器。
热处理车间在厂区最深处。张海洋推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车间里，几个老师傅正在操作一台井式热处理炉，炉门开着，里面通红的工件发出耀眼的光。
“刘厂长？”张海洋试探着喊了一声。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转过身。他个子不高，但很敦实，工作服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结实的小臂。脸上有被炉火长期炙烤留下的红晕。
“我是刘大山。”他走过来，和张海洋握手。手很粗糙，很有力，“你就是研究院的张工吧？欢迎欢迎。”
没有寒暄，直接进入正题。张海洋打开帆布包，在车间里一张旧桌子上摊开图纸。
“刘厂长，我们需要加工一批涡轮叶片。”他指着图纸上复杂的曲面，“材料是新型镍基高温合金，加工精度要求很高。您看看，咱们厂能不能做？”
刘大山俯身看图。他看得非常仔细，手指在图纸上比划着，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进行某种计算。看了足足十分钟，他才直起身。
“能做。”他说，“但得改工艺。”
“改工艺？”张海洋心里一紧。研究院的工艺是经过无数次试验确定的，改工艺意味着风险。
“你们的工艺是为五轴加工中心设计的。”刘大山说得很直接，“但我们这里没有五轴，只有两台老式三轴铣床，还是苏联援建时留下的。所以得改——用三轴做多道工序，保证精度。”
他拿起一支铅笔，在图纸空白处快速画起来。线条流畅，比例准确，一看就是老手。
“你看，这个曲面，你们是一次成型。我们可以分四道工序：先粗铣，留余量；然后热处理消应力；再精铣；最后手工抛光。虽然慢，但精度能保证。”
张海洋看着那些草图，脑子里快速计算。分四道工序，会增加误差积累的风险，但如果每道工序都严格控制……
“成品率能到多少？”他问出最关心的问题。
刘大山想了想：“第一批，百分之五十。熟练了以后，能到七十。”
百分之五十。张海洋心里一沉。研究院用五轴加工，成品率是百分之八十五。这意味着成本要增加近一倍。
“时间呢？”他又问。
“第一批，二十天。后续如果批量做，十天一批。”刘大山看着他，“张工，我知道这比不上你们研究院的条件。但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水平了。”
张海洋沉默了。他看着车间里那些老旧的设备，看着老师傅们专注的神情，看着墙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标语——那标语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这些厂，这些工人，这些设备，都是“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遗产。在最困难的年代，他们隐姓埋名在大山里，为国防工业打下了基础。现在时代变了，他们被遗忘了，设备老旧了，但他们还在，技术还在，精神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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