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厂长,”张海洋最终说,“我们做。先做第一批,二十件。材料和工装,我明天就让人送过来。”
刘大山笑了,笑容很朴实:“好。你放心,我们142厂虽然老了,但活儿不差。当年给歼-7做叶片,也是这么一点一点啃下来的。”
当天晚上,张海洋住在厂里的招待所。房间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玻璃裂了,用胶布粘着。但被子洗得很干净,有阳光的味道。
他睡不着,索性起来整理资料。桌上那盏台灯,灯罩是铁皮做的,已经锈蚀。灯光昏暗,但他还是坚持把工艺方案重新写了一遍。
写到半夜,有人敲门。是刘大山,手里端着一碗面条。
“张工,饿了吧?厂里食堂关了,我让我家那口子下了碗面,你将就吃点。”
面条是手工擀的,很筋道,上面卧了个荷包蛋,撒了葱花。张海洋确实饿了,接过碗大口吃起来。
刘大山坐在床边,看着他吃。等张海洋吃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
“张工,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您说。”
“你们研究院……是不是遇到难处了?”刘大山问得很直接,“不然怎么会找到我们这种老厂来做这么精密的活儿?”
张海洋放下碗,沉默了几秒。他知道,瞒不住这些老师傅。他们虽然在山里,但眼睛亮着呢。
“是遇到难处了。”他实话实说,“国外封锁,进口设备进不来了。我们有些活儿,得自己想办法。”
刘大山点点头,没有惊讶,像是早有预料。
“六十年代,苏联人撤走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情况。”他点了支烟——是那种没有过滤嘴的“经济烟”,烟味很冲,“那时候我刚进厂,跟着我师父学技术。设备是苏联留下的,图纸他们带走了。怎么办?自己画。白天上班,晚上就着煤油灯,一点一点描。描错了,第二天再做试验验证。”
他吸了口烟,缓缓吐出:“那时候真难啊。但后来想想,也多亏了那段日子——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己搞懂原理,不得不创新。所以现在,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张海洋看着他。刘大山的脸在烟雾中有些模糊,但眼神很亮。
“刘厂长,您觉得,我们能用这些老设备,做出世界水平的东西吗?”
“能。”刘大山回答得毫不犹豫,“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当年我们用皮带车床,照样加工出了导弹零件。现在这些设备虽然老,但精度还在,工人技术还在。只要肯下功夫,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
他掐灭烟头:“张工,你放心。你们把最难的设计搞出来,我们这些老厂,就算用手抠,也把实物给你们抠出来。这是咱们的国家,咱们的国防,咱们不干,谁干?”
张海洋感到眼眶有些发热。他用力点头:“谢谢您,刘厂长。”
“谢啥。”刘大山站起身,“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带你去见几个老师傅,咱们把工艺再碰碰。”
第二天,张海洋见到了142厂真正的“宝贝”——不是设备,是人。
热处理车间的王师傅,六十二岁,退休返聘。他能在没有任何仪表的情况下,仅凭观察火焰颜色和工件颜色,判断出炉温误差不超过正负五度。
铣工车间的李师傅,五十八岁,八级工。他操作那台老式铣床,能加工出公差在0.01毫米以内的复杂曲面,靠的全是手上的感觉。
钳工车间的赵师傅,五十五岁,全国技术能手。他手工修配的零件,精度能达到微米级,比很多机床还准。
这些老师傅,每个人都有绝活。他们的手粗糙得像树皮,但稳定得像机床。他们的眼睛花了,但经验丰富到能“看见”金属内部的应力分布。
张海洋花了三天时间,和他们一起重新制定了全套工艺。没有计算机模拟,就用纸笔算;没有先进检测设备,就设计专用检具;没有自动化控制,就用人工监控。
第四天,第一批材料送到。是研究院自己冶炼的高温合金棒料,银灰色的表面,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开炉仪式很简单。刘大山点了三根香——不是迷信,是传统,寓意“三阳开泰”。然后他亲自按下电钮,热处理炉开始升温。
车间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炉温显示器是模拟指针式的,红色的指针缓缓移动:500度、800度、1000度……
当指针指向1150度时,王师傅喊了一声:“保温!”
炉门关上,保温开始。这个温度要保持整整八小时,让材料内部组织充分转变。这段时间里,炉温必须稳定,波动不能超过正负十度。
没有自动控温系统,全靠人工调节。王师傅搬了把椅子坐在炉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度计。每隔十分钟,他就要调整一次送风量。八个小时,四十八次调整,一次都不能错。
张海洋陪他一起。他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在这种纯经验的领域,他这个科班出身的高级工程师,还不如一个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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