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场的“逆火”没有让车轮停止，反而以更清醒、更沉重的姿态加速转动。秦念的战略转向指令，像一道分水岭，将“玄甲-3”试点项目推入了一个更精细、也更艰难的“深水区”——工艺过程的内在一致性控制。
张海洋带着新的任务和更复杂的监测方案，再次北上沈阳。这次，除了常规传感器，他的行囊里还多了几台笨重却精密的设备：一套用于捕捉高频应力波的声发射监测仪，以及几支需要在特定位置嵌入工件、用于尝试性测量亚表面残余应力的特殊应变花。沈飞的杨工看到清单，眉头挑了挑：“动静越来越大了啊，张工。这是要把我们这台机床，里里外外摸个透？”
“杨工，上次的教训，就在‘里面’。”张海洋语气诚恳，“咱们得看看，刀是怎么‘啃’进去的，材料里面又留下了什么‘内伤’。光看表面尺寸，不够了。”
与此同时，研究院内部，陈启元和王磊的团队也开始了新的攻坚。陈启元调集了材料分析的所有手段——金相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显微硬度计——目标明确：建立“玄甲-3”在不同切削参数下，其加工表面和亚表层微观组织（如晶粒变形、相变层）与宏观残余应力之间的经验关联图谱。 他们知道，从第一性原理建模遥不可及，但必须从大量实验数据中，先提炼出哪怕粗糙的“规律”。
王磊的任务则更为棘手。他需要带领刚刚有点眉目的并行计算小组，以及被迫从简化模型中“分心”出来的部分仿真骨干，开始构建那个从零开始的“加工残余应力影响评估框架”。秦念给的指示很明确：不怕简单，只怕空白。
“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王磊在小黑板上画着，“第一步：假设。假设残余应力分布是已知的（靠张工他们测，或者靠经验公式估）。第二步：简化。把复杂的轮盘三维模型，先简化成一个带榫槽的二维平面应变切片。第三步：耦合。在我们现有的热-力循环加载模型里，把这个假设的残余应力场作为初始条件‘加’进去。看看它对最终的应力集中和塑性变形有什么影响。”
计算机所的小刘推了推眼镜：“王工，这计算量……就算简化成二维，加上残余应力场迭代，我们那八字没一撇的并行集群，估计也够呛。”
“那就先在一台机器上算最简化的案例！”王磊斩钉截铁，“算一次，等一周，我们也得等。但要先把流程打通，把数据接口定义清楚。等我们的集群真能跑了，立刻就能接上。我们现在做的，不是马上出结果，是在铺铁轨。”
铺铁轨。 这个词精准地概括了研究院此刻在多条战线上的状态。没有立竿见影的辉煌成果，只有枯燥、繁琐、甚至看似重复的基础建设。
而在上海，周明带领的“华创”团队，则在另一条“铁轨”上加速铺设。韩国反馈指明的“侧翼”路径，让他们找到了发力的方向。市场团队锁定了几家在电源管理芯片和低成本微控制器领域深耕的台湾设计公司。这些公司对EDA工具的价格极度敏感，同时又饱受国际巨头工具对某些老旧或特殊工艺支持不足、定制服务天价且缓慢的困扰。
周明亲自操刀，组织了一次小范围、高强度的技术“路演”。他没有展示华创工具全面的功能，而是集中火力，演示了如何快速为其目标客户的某个特定高压工艺，定制设计规则检查（DRC）条目，以及如何优化布局布线以匹配其廉价的封装方案。演示用的案例，直接采用了对方提供的一个真实但已过时的设计片段。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一家台湾公司的技术总监在视频会议后直接表示：“你们解决问题的速度和针对性，让人印象深刻。大厂的工具像航空母舰，功能强大但转弯慢；你们像快艇，虽然简陋，但能直接开到我们需要的浅滩。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测试案例，如果你们能在一个月内解决里面的几个关键问题，我们可以谈谈试点采购。”
这是比韩国试用更进一步的信号：从“试用反馈”进入了“定制需求与商业可能性”的试探。 周明知道，他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用极致的响应速度和专注，把这单“小生意”做成“大样板”。
几乎在同一时间，吴思远收到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正式邀请——关于“计算力学与先进制造”的专题研讨会，在欧洲举办。邀请方是中立的学术机构，但会议赞助商名单里，ASTRAL联盟的标识赫然在列。
“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考场。”吴思远对秦念说，“会议允许我就‘材料加工多尺度仿真中的不确定性与数据融合’做报告。我可以展示我们部分非核心的思路和挑战，比如面对工艺‘隐变量’的困境。这既能体现我们的学术水准，也是一种间接的回应——你们设定规则，但我们在解决最真实的问题。”
“关键是尺度。”秦念叮嘱，“展示技术思考的深度，但避开具体参数和核心算法。重点表达我们对于开放协作、共同解决行业基础难题的愿望。同时，留心观察，ASTRAL联盟的代表会如何反应，其他与会者又是什么态度。这可能是我们近距离感受这张‘规则之网’弹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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