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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已经有了人气。倒马桶的、生炉子的、挑着担子赶早市的，呵出的白气在清冷的空气里一团团散开。标语贴在斑驳的墙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红纸黑字，有些已经褪色卷边。自行车铃铛偶尔叮铃铃响过，穿着灰蓝制服的人行色匆匆。
何雨按照记忆里的方位，朝着街道办事处走去。脚步不疾不徐，心里却在反复推演待会儿要说的话。
不能哭穷哭得太刻意。
要突出责任和担当。
学厨的理由必须充分——解决吃饭问题，学门手艺长远养家，还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给人民做饭也是贡献）。
年龄是短板，但可以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来弥补。
成分……何家是城市贫民，父亲是厨子，这倒没问题。何大清跑路是道德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街道办事处在一个旧式的四合院改造的院子里，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牌。比起居民大院，这里多了几分肃穆。进进出出的人，脸上大多带着事，或焦急，或愁苦，或谨慎。
何雨在门口顿了顿，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院子里比外面暖和些，靠墙根垒着煤球，几个办公室的门都开着，隐约能听到谈话声、打算盘的噼啪声，还有一股旧木头、纸张和廉价墨水混合的味道。
他拦住一个端着搪瓷缸子匆匆走过的中年妇女：“同志，请问王主任在哪个屋？”
妇女打量他一眼，指了指正房靠东的一间：“那儿，王主任办公室。不过这会儿可能有人，你等等。”
“谢谢您。”
何雨走到那间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一个温和但清晰的女声，正在说着什么“安置”、“介绍工作要符合政策”之类的话。他没急着敲门，就站在门外稍远一点的地方等着，顺便观察。
办公室陈设简单。一张旧书桌，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墙上贴着毛主席像和几张生产建设宣传画。书桌上堆着高高的文件，一个掉了不少瓷、印着红星的搪瓷缸子冒着热气。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门开了，一个愁眉苦脸的男人走出来，手里捏着张纸，嘴里嘟囔着。
何雨这才上前，轻轻敲了敲敞开的门板。
“请进。”里面的女声应道。
何雨推门进去，首先看到的是坐在书桌后的王主任。四十多岁年纪，齐耳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列宁装，面容清瘦，眼神很亮，透着干练。她正低头写着什么，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小同志，有什么事？”王主任放下笔，语气平和，但带着公事公办的审视。
何雨立刻微微躬身，态度恭敬但不卑微：“王主任您好，我叫何雨柱，住在南锣鼓巷95号院。有点……家里的困难，想向街道反映一下，请您帮帮忙。”
他语速适中，声音清晰，没有一般半大孩子见官的瑟缩，也没有油滑。
王主任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两秒，似乎对他镇定沉稳的态度有点意外。“何雨柱？南锣鼓巷95号……哦，想起来了，你父亲是何大清？那个在丰泽园做过事的厨子？”
“是我父亲。”何雨点头，心里微紧。王主任知道何大清，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坐吧。”王主任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你父亲呢？怎么让你一个孩子来？”
何雨依言坐下，腰板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微微低下头，酝酿了一下情绪，再抬起脸时，眼睛里已经蒙上了一层恰到好处的沉重和无奈。
“王主任，我父亲他……半个月前，跟保定来的一个白寡妇走了。”何雨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家里就剩下我，还有我五岁的妹妹何雨水。”
王主任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走了？什么意思？丢下你们兄妹俩？”
“是。”何雨点头，从怀里拿出那个小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取出户口本，双手递过去，“这是我们家户口本。我今年虚岁十六，实际刚满十五。妹妹才五岁。父亲走的时候，留下一点钱，但……坐吃山空，眼看就要见底了。妹妹还小，正在长身体，不能饿着。”
王主任接过户口本，翻开仔细看了看，又抬头看向何雨。少年的脸上有营养不良的苍白，但眼神清澈坚定，提到妹妹时，那份担忧和责任感不似作伪。
“你母亲呢？”
“早些年病没了。”
“家里还有其他亲戚吗？”
“没有近亲了。远房的……也不在这边，联系不上。”何雨摇头。剧情记忆里，何家确实没什么靠谱亲戚。
王主任合上户口本，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这种情况，在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城并不少见，战乱、离散、遗弃……街道上每天都要处理类似的问题。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能这么条理清晰地陈述困难，主动找到街道来，不多见。
“你的意思是，希望街道给予救济？”王主任问。这是常规处理思路，发点救济粮，或者安排去救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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