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朗晔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长安的暮色一寸一寸漫上来，将他半张脸隐在阴影中。苏治看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他搁在案上的那只手，手指正极轻极慢地叩着桌面。
“苏相，你说这些，是想让孤做什么？”
“臣不是想让国公爷做什么。臣是想让国公爷知道，陛下不在长安，太子监国，朝中人心浮动。高句丽在辽东开战，幽州的兵调空了。宁王在江南虽有二十万兵，但江南距长安数千里，远水救不了近火。”苏治抬起头，“国公爷，臣想问国公爷一句话——国公爷甘心吗？”
周朗晔的手指停住了。甘心吗？他从亲王被废为国公，从储位的有力竞争者变成圈禁在府中的囚徒，从意气风发的二皇子变成门可罗雀的雍国公。他的母亲贤妃刘氏至今仍在宫中称病不出，他的胞弟九皇子周贺被封了北海郡王却永远不能离开长安。他不甘心。但甘心不甘心，从来不是他能选的。
“苏相，孤累了。你回去吧。”
苏治站起身整了整衣冠，躬身行了一礼，退出书房。他走到门口时周朗晔忽然开口了。
“苏相，你方才说核查用度。孤这国公府，用度确实有些紧。苏相若方便，替孤在太子面前提一句。”
苏治的背影微微顿了一顿，没有回头。
“臣记住了。”
他推开门，走进了廊下的暮色中。周朗晔独自坐在书房里，面前那盏雨前龙井已凉透了。他将茶盏端起来一饮而尽，凉透的茶汤微苦，入喉时带着一丝极淡的涩。他放下茶盏，目光落在案上那本翻到一半的《汉书·诸侯王表》上。那一页写的正是七国之乱。
杭州别院。
周景昭收到高靖的信时，已是三月中旬。信是宁州商会的商船从长安捎来的，封套上钤着高靖的私章，封口处加盖了一方小小的“豹骑左卫”印。他将信拆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信的前半部分是豹骑左卫与江南军事的协调方略——高靖建议在扬州设一处军需转运站，将豹骑的军械、粮秣与江南驻军的补给线合并，既省运费又可互相策应。信的后半部分只有寥寥数语——“江南春汛，殿下珍重。”
周景昭将信折好放在案上。高靖的信里没有一个字提到其他，但他从这封信里读出了另一些东西。高靖是不结党的孤臣，从不与人私交通信。
他写这封信用的是兵部尚书与节制三处军事的宁王之间公事公办的语气，但公事公办的信为什么要用私章，又为什么要加钤豹骑左卫的印，还在末尾添一句“殿下珍重”？这不是公函，这是投石问路。
高靖在试探他，试探他愿不愿意接住高靖伸过来的这只手。不是结党，不是站队，是一个父亲在替女儿探路。高绾笛要来江南了，高靖没有在信里提，但简氏的家书从江南来，简老爷子七十大寿，夫人带女儿回江南省亲——这件事高靖用了一整封公事公办的方略来告诉他。
周景昭将信收入袖中，站起身走到窗边。运河上春汛的水已涨到了近几年的最高位，浑浊的水流裹着泥沙和枯枝从上游奔腾而下，撞在桥墩上溅起丈许高的浪花。紫阳坡的排水渠在鲁九指和裴砚书的手中一段一段地砌成了，渠水顺着千分之三的坡降不疾不徐地流入运河，清浊相交处拉出一道极长的弧线，像两条颜色不同的绸带被水的手拧成了一股。
他望着那道弧线，忽然道：“先生。”
谢长歌从廊下走进来，手中握着刚拟好的幽州军饷划拨方案。
“王爷。”
“简老爷子七十大寿，高尚书夫人携女回江南省亲。简园是简家的老宅，简文熙在幽州领兵，简家的根基在杭州。简老爷子是本地乡绅，与黑白学宫的陆沉舟是旧识。”周景昭没有回头，“高靖的女儿若来杭州，简园必然要与别院走动。王妃与她有旧，接待之事让王妃费心。”
谢长歌的折扇在掌心轻轻敲了一下：“臣明白。”
周景昭转过身：“你明白什么？”
谢长歌的折扇展开摇了摇，又合上。
“臣明白，高尚书是兵部尚书，高小姐是兵部尚书的千金。兵部尚书的千金到了杭州，宁王府于情于理都该尽地主之谊。臣这便去请王妃示下。”他躬身退出书房，脚步不疾不徐。
周景昭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廊下，嘴角微微弯了一弯。谢长歌是聪明人，聪明人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把话说透。高靖投了一颗石子，他接住了，现在石子传到了谢长歌手里。谢长歌会怎么接，那是谢长歌自己的事。
隆裕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洛阳宫。
隆裕帝在洛阳已住了一月有余。洛阳的春天比长安润些，伊水两岸的柳树已抽了新芽，龙门石窟的佛像在春雾中若隐若现。
隆裕帝每日上午在便殿批阅从长安送来的奏折，午后便由高顺陪着在宫中园囿散步。他走得极慢，走走停停，有时在伊水边一站便是小半个时辰，望着水中自己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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