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三十四年二月初二，杭州别院。
运河边的柳树已抽出新芽，嫩绿的芽尖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宣纸上洇开的极淡的石绿。紫阳坡上的茶树去岁新栽，紫阳书院春季招生也已近尾声，各科录了数百余人，书院宿舍已住满。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但周景昭觉得还不够快。
书房里，谢长歌将一份刚拟好的招募告示呈给周景昭。告示抬头是“宁王府招募佐官书吏书办公告”，正文工工整整写着招募两名佐官、两名书吏、两名书办，末了用小字特别备注：其中一名书吏为王府长史（政务院掌院）谢长歌专配。告示末尾特意注明：“不论出身，不看功名，唯才是举。有真才实学者，纵使布衣白身，亦可应聘。”
周景昭提笔蘸墨，在“不论出身，不看功名”前面添了四个字—“不问门第”。然后将告示递给徐破虏。
“发。”
于是，这道以“不问门第、不论出身、不看功名”开篇的宁王府招募告示，便被快马送往杭州、苏州、湖州、绍兴、宁波、松江等州郡。一时间各州郡的城门告示栏前围满了人，有识字者摇头晃脑地念给不识字的百姓听，念到“不问门第”时声音陡然拔高，满脸不可置信。
围观百姓纷纷议论，说宁王殿下这是要翻天，连门第都不问，那岂不是连匠户、商户甚至佃农的儿子都能进宁王府当差？有世家子弟嗤之以鼻，说不过是收买人心的手段而已；也有寒门学子握紧了拳头，眼眶微微泛红，却不敢让人看见。
不几日，杭州别院正堂被临时改作考棚。八张书案一字排开，案上笔墨纸砚一应俱全。来应考的有穷困潦倒的老秀才，有商号退下来的账房先生，有在码头扛活为生的落第书生，还有几个从邻县连夜赶来、鞋底还沾着春泥的年轻人。
其中一个年轻人特别引人注目，他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灰布短褐，脚上的草鞋磨破了边，露出布满冻疮的脚趾，但他坐在书案后的姿态极稳，像一块被水流冲刷了无数年却依然保持棱角的礁石。
他叫温执，苏州人，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是木匠，他自己考中过秀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没有门路递帖子，也没有银子打点，更没有座师提携。他在苏州城里替人抄书为生，抄了多年书，抄坏了不知多少支笔。
听闻宁王府招募不问门第，他连夜从苏州走到杭州，走了整整一天一夜，到别院门口时鞋底已磨穿了。
每人案上放的考题是同一道策论—《论江南水利之要》。这是周景昭亲自拟的题，不考诗词和经义，只考实务。
温执拿起笔，手指的冻疮被笔杆磨得生疼，但他落笔的瞬间便将疼痛忘得一干二净。这篇文章在他肚子里压了太久了，他在苏州抄书时抄过吴洵一的《太湖水利疏》，抄得烂熟于心。
他亲眼看过水患过后太湖边漂浮的死猪和泡烂的稻禾，也亲身走过坍圮的石塘下被水冲毁的桑田，亲耳听过那些失去田地的农户骂世家与官吏的乡音。他写了一辈子文章却没有递出去的门路，此刻全部化作笔下的墨迹，一字一句落在纸面上。
考棚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棉袍，面容清瘦，三绺长髯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叫孟谨之，绍兴人，举人出身，在绍兴府衙做了多年书吏，是绍兴府有名的“铁笔”，经他手的账册分毫不差，拟的公文滴水不漏。但他姓孟，不是绍兴大族孟氏的子弟，只是孟氏远支一个婢女的儿子。没有人提携他升级，做了多年书吏依旧是书吏。
他来应考时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悄悄向绍兴府衙告了假，说家中老母病重要回乡侍奉。他研墨的手指极稳，紫毫在砚台上轻轻转动，几十圈下来墨汁浓黑如漆，没有溅出一滴。
他写的策论不像温执那样字字带血，而是将江南水利的历年账册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从隆裕二十年到隆裕三十三年，江南水患在哪几次工程中花了多少银子，多少银子真正用在了河堤上，多少银子被层层盘剥掉进了私囊，用极其冷静平实的笔调，将江南水利那些藏在账册里的猫腻，清清楚楚地列在了纸上。
花溅泪奉周景昭之命在考棚外廊下弹琵琶。她今日弹的是一支极老的江南小调，调子里没有慷慨激昂，只有一种慢悠悠的、像春蚕啃桑叶般的从容。
她偶然往里瞥一眼，一个正在写字的年轻人抬起头，正好与她的目光相触。那年轻人面皮极薄，被这一瞥惊得手里的笔差点掉在纸上，墨点滴在策论末尾洇开一小团墨渍，急得他满头大汗。
花溅泪抿嘴一笑，将琵琶换了个曲调，是一支更轻柔的曲子，那年轻人深吸一口气，将墨渍旁添了几笔改成了一株兰草的叶子，然后继续往下写。
阅卷是周景昭亲自阅的。谢长歌、陆望秋分坐两侧，三人将几十份考卷逐一传阅。周景昭翻到温执的卷子时手指停了很久。这篇文章在论述“水患之根不在水而在人”时写道：“势家占湖为田，豪族截水自利，旱则争水，涝则成灾......”与当年紫阳书院招贤时吴洵一写的策论几乎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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