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州工司试出来的这个配方:用亚麻、破布、渔网这些不值钱的废料做原料，造出来的纸厚实柔韧，吸墨却不洇，价格只有精制竹纸的两成。这意味着一个佃农的儿子，可以用极低的成本买纸练字。
周景昭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住。他想起多年前初到南中，宁州的孩子们用削尖的竹枝在沙盘上写字。那时候他便想，总有一天要让这些孩子用上纸。如今宁州的孩子们早已用上了宁州自产的纸张，但江南的寒门学子还在用沙盘。
他将图纸折好放在案上，对马师傅说了一句话：“先造纸，再印书。这种亚麻纸专供紫阳书院蒙学和江南各地官学。价要定得低，低到让每一个农户的孩子都买得起。”
马师傅的眼眶微微泛红,他做了一辈子纸，从来没有哪个主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躬身应下，将图纸小心翼翼地收回油布包中。周景昭已在紫阳坡东麓划出一片地，引水渠从棉纺工坊分出一支流经新纸坊，水源丰沛，地势开阔。
褚师傅前两日已到杭州，被领到工地后绕着那片地基走了两圈，用跛了的右脚在几个角落踩了踩，说这里土硬，适合打桩，那里坡陡，宜建水碓。他与马师傅虽素未谋面，两人蹲在泥地里对着图纸比划了一个下午，争论竹料配亚麻浆的最佳比例。
说到激烈处马师傅从背篓里掏出几块从宁州带来的亚麻纸样，褚师傅接过对着日光照了又照，指尖在纸面上轻轻捻磨，然后拾起一根树枝在地上默默算了片刻,竹浆与麻浆的比例按照这个配方，每刀纸的本钱还能再降。马师傅便笑了，将那块作为样品的亚麻纸送给褚师傅做见面礼。
二月十八，宁波鄞县。祝掌柜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不是普通的刻工，是刻工的首领。
前朝时宫廷刻书有专门的“刻字待诏”，官品虽微，却是一门极受尊崇的手艺。前朝覆灭后这些待诏的后人散落民间，在江南形成了一个极隐秘的刻工行会，师徒相传，不与世族合作。这个行会只认“刀”，即谁的手艺好，谁便是坛主。现任坛主姓沈，人称沈铁刀。他的刀法不是祖传的，是他在杭州涌金门外替人刻墓碑时，被一位前朝待诏的后人收为了关门弟子。
祝掌柜好不容易寻到他住的地方，推门而入时，沈铁刀正在刻一块碑。碑是给鄞县一个刚刚过世的老塾师刻的，老塾师教了一辈子书，学生凑钱给他买了块青石碑，请沈铁刀刻一篇墓志。
沈铁刀刻碑不收钱，只收学生送来的几刀竹纸、一坛黄酒。他刻碑时的姿态与所有刻工都不一样，不低头，平视；不用蛮力，善用势。他刻字时手腕不转，整个人随着刻刀的走势微微晃动，像在摇橹，又像在弹一曲极慢极古老的琵琶。
刀锋切入石面，石屑纷飞，每一刀都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般笔直，横平竖直撇捺舒展，刻出来的字骨肉匀停，一如当年宫廷待诏的馆阁气度。祝掌柜站在旁边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沈铁刀刻完最后一个字，将刻刀在围裙上擦了擦，抬起头。那是一张被岁月和石粉共同打磨过的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两条松枝般的眉骨下，目光像淬过火的铁砂。
“你也是来请我刻墓志的？”
“不是。请沈师傅去杭州，替宁王府刻一套雕版。不是普通的雕版，是可以拆解、可以重新组合的套版。这幅书页有一万余字，普通雕版刻工需刻数月。用套版只需要刻出数千个常用字模，排在木框里拼成一页，印完拆散，再拼下一页。印完这一批书，这些字模还可以再拼出另一批完全不同的书。版子永远不用重刻，书可以印到老。宁王殿下说，这是留给江南学子的百年之功。”
沈铁刀的手指在刻刀上轻轻摩挲，刀柄是黄杨木的，被他的手握了数十年，木纹已磨得模糊不清。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前朝时，我曾祖在秘书省做刻字待诏，专为御览书籍刻版。后来改朝换代，秘书省的刻工散落民间，有手艺的没门路，有门路的没手艺。我曾祖刻的最后一块版子是《诸葛丞相治水方略》，刻完便被赶出了秘书省。他那年快八十了，临死前对我说：‘字是活的，版是死的。总有一天，版要活过来。’”
他将刻刀轻轻放在石碑旁，用围裙擦了擦手：“好！我跟你去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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