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旭日帝国的海军与陆军之间一直互相较劲、彼此不服。海军长期受到陆军的压制，两军种之间积怨颇深。由于空军战机滞空时间有限，陆军部责令海军派遣舰艇掩护第七师团登陆。尽管海军极不情愿，但这是上级的硬性命令。执行护送任务的舰艇一直缓慢跟随在运兵船队后方，见到运兵船靠岸便调头返航。谁知驶出不到几公里，就听到岸上传来密集的炮声。一名日军舰炮长辨识出炮声，向舰长报告：“陆军还没有完全上岸就开始炮击了？他们的弹药真是充裕——这是他们的75野炮在开火。舰长，我们需要返回提供支援吗？”
舰长冷冷地瞪了炮长一眼，斥道：“怎么，要不要也给你发一支步枪，让你上岸步战？我们的任务是海上护航，已经把他们护送到岸边，难道还要我们亲自端枪把他们扛上山头？蠢材！”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陆军的不屑与长期积压的不满。
舰炮长讪讪地退下，默默走回自己的炮位，手指紧紧攥住了望远镜，指节发白。他望着远处山头上隐约可见的炮火闪光，心中满是不平与无奈。海风呼啸着吹过甲板，却吹不散军中种姓制度般森严的隔阂。
在船上的第七师团长目睹运兵船遭遇突袭，脸色骤然变得铁青，他一把推开身旁的副官，踉跄着冲向船舷，手指紧紧抓住锈迹斑斑的栏杆。眼前海面已被硝烟笼罩，爆炸掀起浑浊的水柱接连不断，破片与弹雨横扫甲板，敌军的炮火明显集中在运输船队防御薄弱的左翼。他强压心头震怒，急忙命令身后的通信兵向正在返航的护航舰队发出紧急电报。电文措辞极为严厉，明确指出他们正在遭受来自岸防阵地至少六门75毫米野炮的持续密集轰击，船体多处中弹，动力受损，士兵伤亡惨重，形势已十分危急，近乎绝望。
护航舰“云鹰号”的舰长收到电文时，正站在舰桥上凝神观测海图。尽管他与陆军单位向来存在摩擦，尤其不满第七师团一贯倨傲无礼的作风，但此刻冷汗仍不可抑制地从他额角渗出——若这批运兵船真的全军覆没，海军高层绝不会轻饶他，连带他的军旅生涯也可能就此终结。他强压情绪，刻意以一副冰冷而公事公办的语气回复电报，询问对方是否正式需要支援，只因第七师团的初份电报并未直接提出请求，更像是一份追责通报。
第七师团长一边怒骂海军反应迟缓、推诿责任，一边亲自拟写第二封措辞极为强硬的求援电报，明确要求护航舰“立即回援，不得有误”。然而，仅这轮电报往来便已耗去整整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护航舰队仍按原定航线向母港方向行驶，不知不觉又走出了五六公里远。
当舰长最终被接连而至的第十封电报逼得下定决心，命令三艘护航舰调头全速驰援时，他们至少还需十几分钟才能进入120mm舰炮的有效射程。而此时，第七师团指挥船已被连续命中，上层甲板燃起熊熊大火，船舱进水严重，船体开始倾斜。最后一封电报以近乎崩溃的语气写道：“我部已失能，指挥官重伤，船只正在下沉——”
未等电文完全译出，又一阵精准齐射轰然落下。第七师团长正在舰桥上竭力指挥疏散，却被一发直接命中的炮弹击中，整个人被炸得粉碎，连遗骸都难以辨认。在这二十多分钟的炮击中，敌军岸防炮兵部队表现出惊人的纪律性与训练水平：每分钟平均发射八发炮弹，每次调整炮位和重新定位仅需两分钟。总计每门炮至少倾泻了六十发高爆弹，火力持续且致命。
即便以最保守的估计——每艘运兵船承受六十枚炮弹——也足以造成船体结构性的毁灭。实际命中数远高于此，尤其是三艘主要装载兵员的运输船，几乎被炸成扭曲的废铁，缓缓沉入浑浊的海水。
另一方面，当日军舰炮试图定位反击时，我军炮火早已停歇，原因追究已无意义——关键是敌师团长及其师团指挥部数百人已被一举歼灭。一名步兵联队长向大本营紧急汇报后，大本营震怒，责令该联队长代理师团长职务，率部向汉城方向进攻。
日军经过一小时的仓促整编，除去三千余名伤员，竟勉强拼凑出近万人的部队，然而重武器已损失殆尽，仅剩重机枪和掷弹筒作为支援火力。这支万人队伍编成三个步兵联队，开始向汉城进发，企图追击反抗军。不料行进仅四公里，远处山脊突然传来重机枪连续的咆哮声。士兵如雨点般中弹倒地，却连敌军踪影都未见。代理师团长眼见士兵纷纷“玉碎”，怒火中烧，急令通讯兵：“通知舰炮向那座山脊轰击！”通讯兵躬身应道：“嗨！”
护卫舰的舰长此前已遭到海军部的严厉斥责，但他自认问心无愧——早在报告之中，他就将作战背景与行动细节解释得十分清楚：他接到的命令是海上掩护，既然已将陆军部队安全送达预定登陆点，他的核心职责便已完成。海军部此番问责，更多是程序上的表态，是为了给陆军高层一个形式上的交代。舰长心中了然，这不过是一场官僚体系的表演。因此，即便不久后接到可以撤离战区的信号，他仍下令全舰暂留警戒位置，未立即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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