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像黄浦江的水，看着平缓，却在不知不觉间流走了两年。
三川阁还是那个三川阁，门脸依旧不大，那块手写的小木牌风吹日晒，边角都有些翘了。但在这东台路上，我们这三个外乡人，总算不再是生面孔。生意依旧是不温不火，饿不死也发不了大财，每月刨去房租水电吃喝，能有些盈余，我们都觉得挺好。耗子常说：“比在江上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强多了！”
这话不假。两年的时光，足以在许多方面留下痕迹。
最大的变化在耗子身上。这小子不知怎的，竟跟一个在浦东纺织厂做工的川妹子看对了眼。那姑娘叫李秀秀，模样周正，性子爽利，也是重庆那边过来的，一口家乡话听得我们格外亲切。两人谈了半年，就在弄堂里租了个小亭子间，摆了桌酒，算是成了家。秀秀是个会过日子的，耗子那点毛毛躁躁的性子，硬是被她磨平了不少。他现在说话办事，比以前稳当多了，虽然偶尔还是会冒出几句不着调的歇后语，但眼睛里多了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下了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满世界溜达，而是急着回那个小小的家。用他的话说：“屋里头有人等，心里头踏实。”
水生的话，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少。但那种沉默，不再是带着伤痛和警惕的压抑，而更像是一种归于平淡的宁静。赵老六的药方他断断续续吃着，加上这两年安生日子将养，脸上竟也慢慢有了些红润，虽然不能做重活，气力却长了不少。他闲不住，不知从哪淘换来一套木工家什，就在店堂后身临天井的小空地上，支了个小小的作坊。店里收来的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旧家具、榫卯松动的木匣子、掉了轴的屏风，到了他手里，总能被耐心地修复如初。他那双曾经掌舵、握篙、使刀的大手，如今拿着刨子、凿子、砂纸，也一样沉稳有力。木屑飞扬中，他佝偻着背，一干就是小半天，只有偶尔响起的、压抑的低咳，才会提醒我们，他肺腑里还埋着那段出生入死的记忆。
而我，陈默，这个昔日在三峡亡命奔波的“摸金书生”，如今也渐渐混出了点小小的名头。在东台路这一带，提起“三川阁”的陈老板，懂行的会说一句：“那个戴眼镜的？肚子里有墨水，尤其对地方志、水文老物件，门儿清。”
这得益于沈老教授的引荐，也得益于我这两年几乎泡在图书馆和旧书市场的功夫。我不再仅仅满足于辨别瓷器的真伪、铜器的年代，而是开始系统性地研究文物背后的历史地理脉络。尤其是长江流域，从上游的巴蜀，到中游的荆楚，再到我们脚下的江南，那些因水道变迁而兴衰的古城、码头、渡口，那些淹没在水下或尘封在故纸堆里的往事，都成了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店里收来的东西也渐渐有了些特色。我不再只盯着那些看似值钱的“大路货”，反而对一些带有明确地域特征、能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生活面貌的“杂项”格外感兴趣。比如，一个刻有川江险滩地名的小小石砚，一套反映汉口开埠风情的残缺漆盘，甚至是一张模糊不清的、标注着沿江炮台的老地图。这些东西往往不值什么大钱，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通过沈老教授，我认识了几位博物馆的研究员、大学里教历史的老师，甚至还有一两位社科院的专家。与他们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有时，他们会拿着一些疑难杂症来找我讨论，比如某段江堤的修筑年代，某个消失古镇的具体方位。我凭借对地方志的熟悉和那张早已卖掉的半张水文图残留在脑海里的记忆，往往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偶尔还能纠正一些书本上的谬误。
这种被学术界隐约认可的感觉，让我找回了几分当年在大学里做研究的滋味，虽然身份早已天差地别。耗子有时会打趣我：“教授，你现在是越来越像教授了，就是咱们这庙太小。” 我通常会笑着回他一句：“心安处，便是吾乡。”
这两年的生活，就像弄堂里慢炖的老火汤，滋味一点点熬出来，平淡，却暖人肺腑。
修匾
初夏的清晨，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在青石板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弄堂里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刷马桶的声音、生煤炉的烟气、小孩子的哭闹、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沪剧，交织成一片鲜活的生活气息。
“三川阁”门口，水生正踩在一个人字梯上，小心翼翼地拆卸那块翘了边的“三川阁”木牌。秀芬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站在下面扶着梯子，细声细气地提醒：“水生哥，你慢点，当心腰。”
耗子在一旁急得搓手：“我说找个师傅来弄嘛，你非要自己来。”
水生没吭声，只是专注地拧下最后一颗锈蚀的螺丝，把旧木牌取了下来。他用砂纸细细打磨掉上面的毛刺和旧漆，又用调好的新漆，一笔一划地重新描摹那三个字。他的动作很慢，很稳，仿佛在完成一件重要的艺术品。
秀芬看着水生专注的侧脸，对耗子小声说：“水生哥做事，比你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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