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已经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不是那种夏天的、刺眼的、金黄色的太阳，而是冬天的、柔和的、偏冷的、像一颗被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白晃晃地挂在半空中的太阳。它的光线穿过晨雾，被雾中的水汽折射成了一种绵软的、没有影子的、均匀的白光。那种光不暖，但它让整个世界从黑暗中苏醒了过来。
田野在晨光中铺展开来。大片的、收割过的麦田，麦茬在地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支刚刚接受完检阅但还没有解散的军队。田埂上长着几棵孤零零的、被风刮歪了树冠的榆树，树干上缠着一层干枯的、褐色的牵牛花藤蔓，藤蔓上还挂着几颗炸开了壳的、黑色的种子。
远处的树林是一片灰白色的、没有叶子的、光秃秃的枝杈的交织。那些枝杈在天空中画出了无数条细细的、曲折的、相互交错的线条，像是有人在灰蓝色的纸上用一支极细的笔随意地画了一幅抽象画。有几只乌鸦从树林里飞起来，在空中盘旋了一圈，然后落到了更远处的一片树丛里，发出一阵粗粝的、嘎嘎的叫声。
王汉彰坐在马车上，身体随着车身的颠簸上下起伏。他的右手里还捏着那张折叠的地图，左手扶着车帮板，目光投向前方那条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路。那条路笔直地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在远处被雾气吞掉了，变成了一条模糊的、发白的线。
老人沉默了很久。他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喊一声马，或者用白桦木条子在空气中画一个圈，指示马车拐弯。他的沉默不是那种生硬的、拒绝交流的沉默，而是一种更接近于“我们不需要说话”的、安详的、舒适的沉默。一个在异国他乡待了二十年的人，早就学会了用沉默来陪伴别人。
马车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太阳升高了一些，雾更薄了。道路两侧的景色从农田变成了牧场，牧场的铁丝围栏上挂着几块褪色的白色木牌，上面用黑色油漆写着“私人领地”的字样。牧场里散落着几群绵羊，那些羊低着头在啃已经所剩无几的枯草，羊毛被冬天的雨打湿了，结成一缕一缕的脏兮兮的毛条，贴在身上，看起来像是一块一块在地上移动的、没有洗干净的地毯。
王汉彰展开了地图，在上面找到了自己当前的位置。他们已经走了大约三分之二的路程，剩下的路程不到十五英里。按照马车目前的速度，他可以在上午十一点之前到达距离农场两英里左右的那个路口——就像他在脑海里规划的那样。
他把地图重新折叠好，塞进口袋里。然后他靠在那块松动的车帮板上，闭上了眼睛。马车有节奏的晃动像是一个巨大的、粗糙的摇篮，把他的意识摇进了一种半梦半醒的、介于清醒和睡眠之间的状态。他听到了马蹄的嗒嗒声、车轮的嘎吱声、树篱上的山楂果在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远处牧场上绵羊咩咩的叫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是一首没有旋律的、但让人心安的交响乐。
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左右，老人收紧了缰绳，马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
“好了，孩子。”老人朝前面的一条路指了一下，“顺着这条路继续向前走，大约两英里，你就会看到农场的大门。那个地方我路过过几次，门口站着带枪的兵。所以我不送你到门口了。”
王汉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他的腿在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马车之后有些发麻，脚踩在地上的时候膝盖弯了一下，身体微微晃了晃才站稳。他转过身，面对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您，神父。”他说。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他知道一个陌生人愿意在冬天的早晨用自己的老马车送你跑四十英里路，这不是一句“谢谢”可以回报的。但他现在能给的，也只有这一句谢谢了。
老人摆了摆手，把那顶旧毡帽从头上摘下来，放在膝盖上，露出下面被帽子压得扁平的白发。他的脸上挂着那个在教堂里第一次见到王汉彰时就有的、温暖的笑。
“我在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人民也曾经帮助过我。上帝曾经说过，慷慨的人，必蒙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他把毡帽重新扣回头上，压了压帽檐，然后从座位底下抽出那根白桦木条子，在空气中虚虚地抽了一下。
“好了，再见了，年轻人。”
他一抖缰绳，马车调转了方向，朝另一条岔路驶去。老马的步伐不急不慢，车轮在碎石子路上碾过的声音从大到小，从近到远，从清晰到模糊。王汉彰站在路口，看着那辆破旧的马车和那个穿着黑色长袍、披着粗布外套的老人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灰黑色的点，消失在一片低矮的灌木丛后面。
然后那个点也消失了。
王汉彰把目光从那条路上收回来，转过身，朝豪恩斯洛农场的方向迈开了步子。
他刚走了不到五十步，就听到了身后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那声音不是从远处传来的，而是从很近的地方——就在他刚才下车的那条岔路的另一头，正在快速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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