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帮举手投降的意大利人，王汉彰愣了一下。这些意大利人刚才还打得挺凶，怎么这就投降了？他看了看那个军官的脸，那人四十来岁，满脸横肉，此刻却白得像纸，嘴唇在发抖。他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活像一条被人按住了的狗。
“起来，往前走。”王汉彰用枪戳了戳他的后脑勺。军官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双手举着，朝前走。后面那二十来个意大利兵也跟着举起手，排成一串，跟在后面。
走了大约一刻钟，回到了输血队的驻地。
诺尔曼的卡车还没有开走，他正站在车旁边，指挥最后几个人把医疗器械往车上搬。两个护士正在把一个沉重的铁箱子抬上后车厢，里面装的是手术钳和骨锯，铁箱子在她们手中晃了一下，差点掉下来，诺尔曼伸手托了一把，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嘴巴一下子就张开了，半天没有合拢。
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押着两三个俘虏的人，是一个押着长长一队俘虏的人。那队俘虏从废墟的缺口一直排到卡车前面，一个接一个，双手举着，像一串被串起来的蚂蚱。
“雅克，这些人是？”诺尔曼的声音有点发飘，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是我的俘虏。”王汉彰说。他发现自己一开口，声音是哑的，非常哑。刚才在战斗中没有感觉，现在肾上腺素退下去了，嗓子里的干涩涌上来，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里磨出来的，带着砂纸擦过木头的粗糙感。他的胳膊开始发酸，腿也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肌肉在剧烈运动后的正常反应。
诺尔曼走到王汉彰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只手在王汉彰的肩头上停了几秒钟，然后收了回去。诺尔曼转过身，对着还愣在那里的几个人喊：“把俘虏看好了，去个人找第11旅的人来接收。”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但语调是稳的，没有慌乱。
王汉彰让几个输血队的司机把俘虏赶到一块空地上，让他们蹲下，双手抱头。然后他亲自动手，把每个人的鞋带和腰带解了下来。鞋带用来绑大拇指，两根大拇指并在一起绑紧，越挣扎越勒得深。腰带用来绑手腕，在背后交叉绕两圈，打个死结。这种绑法是从安连奎那里学来的，专业的绑票手法，被绑的人无论如何也挣不开，除非有人帮他们解开。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手很稳。但他的手在触到那些意大利人的皮带扣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安东尼奥和胡安的脸。
安东尼奥冲出去的时候喊了一声什么，他没有听清，因为枪声太大了。胡安躲在矮墙后面开枪的时候，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念叨什么人，也许是他的妈妈，也许是他的女朋友，也许是主祷文。他不知道。
两条生命，就这样彻底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两颗石头扔进了河里，溅起的水花落下去之后，河面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半个小时之后，第11旅派来的一个排赶到了。带队的是一个上尉，三十来岁，脸上有一道从左边眉尾一直延伸到颧骨的旧伤疤，伤疤是粉红色的，结了痂但还没完全长好，说明这个伤是近期留下的。
他穿着一身国际纵队的制服，领子上的徽章表明他是西班牙人。他走到那片空地上，看了看蹲在地上的俘虏，先数了一遍，然后皱着眉头又数了一遍——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二十三个。”他的副手在旁边报了个数。
上尉没有立刻说话。他绕着俘虏队伍走了一圈，从后面走到前面，又从前面走回来，像是要从不同角度确认这些俘虏是真的。随后，他走到了王汉彰的面前，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他。
“你是说，你一个人抓了二十多个俘虏？”上尉终于开口了，他的法语带着浓重的西班牙语口音，把每个“r”都发成颤音。他的眉毛拧在一起，像是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还有安东尼奥和胡安，”王汉彰说，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尖碾灭了，“可惜他们已经死了。”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很硬，像是钉子一样砸在地上。他不是在诉苦，不是在邀功，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个功劳不是他一个人的，是三个人的。只不过另外两个人已经不能站在这里说话了。
上尉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那笑容不是嘲笑，也不是佩服，更像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像是在说“这怎么可能，但又不得不信”。
“你是个英雄。”上尉说。
王汉彰没有说话，转过身，走到卡车旁边，打开车门，坐进了驾驶室。他从仪表盘上拿起那包烟，抽出一支，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在驾驶室里弥漫开来，他透过烟雾看着车外那些蹲在地上的意大利俘虏，想起了安东尼奥和胡安。两个人都没有活过今天。
安东尼奥是个很爱唱歌的小伙子，他的歌声充满着忧郁和伤感，会让人想起家乡和爱人。胡安是马德里本地人，参加输血队之前是个鞋匠，连枪都没摸过。他们死了，死得连句遗言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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