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步履迈入一九九二年的春天。这是一个被某种躁动与希望同时填充的独特年份，总设计师南巡讲话的春风，如同携带着巨大能量的暖湿气流，已然吹拂过神州大地，即便身处上海，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自上而下、由内而外迸发出来的，渴望突破、渴望发展、渴望将日子过得更加红火炽热的时代脉搏。街道上，行人的脚步似乎比往年更加匆忙，眼神中也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憧憬与盘算；报纸上，关于“市场经济”、“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讨论日益升温，不再是讳莫如深的禁区；甚至连空气中，都仿佛漂浮着一种无形的、催促人奋进的因子。
肖霄的公司，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同一条经历过惊涛骇浪、船体经过彻底检修和加固的航船，不仅稳稳地驶回了原有的航道，更借着这股东风，张满了风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浪前行。陈国平势力的彻底覆灭，不仅扫清了障碍，某种程度上，竟意外地成为了一块独特的“金字招牌”。媒体此前那些带有官方定性的正面报道，无形中为肖霄和他的公司做了一次极具公信力的背书。在很多人看来，一个能与如此恶劣的黑恶势力斗争并最终获胜的企业家，其信誉和韧性是毋庸置疑的。
公司的业务因此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之前那些因观望而中断合作的客户重新找上门来，态度比以往更加热络；新的订单，尤其是涉及一些新兴电子产品、建材和轻工纺织品的贸易单子，如同雪片般飞来，其中不乏一些需要通过新成立的浦东新区关系才能拿到的重要批文和项目。李卫东伤愈归队后，成了肖霄最得力的臂膀，他性格里的沉稳和细致，恰好弥补了肖霄有时因视野开阔而可能忽略的细节，两人配合默契，将公司的内部管理和外部业务拓展打理得井井有条。原来的办公地点显然已经不够用了，肖霄果断地在靠近外滩的一栋新建的、略显气派的写字楼里，租下了整整半层楼面。崭新的办公桌椅，锃亮的文件柜，墙上挂着晓梦那幅被精心装裱起来的《我的家（苏州园林版）》，以及新招聘的、几个戴着眼镜、充满朝气的年轻大学生员工，一切都焕发着勃勃生机。
肖霄坐在宽大却并不浮夸的办公桌后，望着窗外波光粼粼的黄浦江和江对岸那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拔地而起的、象征着未来与希望的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雏形，心中感慨万千。曾几何时，他回到上海，只是一个为了寻找失落的爱情和血脉、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落魄知青；而如今，他拥有了曾经不敢想象的事业平台，找回了挚爱的妻女，似乎拥有了世人眼中圆满的一切。然而，当最初的兴奋与成就感渐渐沉淀下来，一种更深沉的、难以言喻的空虚感，却偶尔会在夜深人静，或者像此刻这样，独自面对繁华景象时，悄然袭上心头。
他想起了王大锤倒在血泊中依旧怒睁的双眼，想起了李红梅墓碑前的凄清，想起了泥鳅老家那破败的屋舍和老人绝望的泪水，更想起了自己在东北冰天雪地里挣扎、以及回城初期四处碰壁、彷徨无措的岁月。他的成功，固然有自己的奋斗和运气的成分，但背后，是时代的浪潮，是无数相似命运个体的挣扎与牺牲堆砌而成的。他无法，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独享这份成功的果实。
这种念头，在与一位不速之客的会面后，变得愈发清晰和强烈。
那是一个春雨淅沥的下午，秘书通报说有一位姓孙的先生坚持要见他，自称是肖霄在北大荒时的“战友”。肖霄对这个名字有些模糊，但还是让人请他进来了。
进来的是一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的男人，身着一件洗得发白、肘部打着深色补丁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裤脚上沾着泥点，手里提着一个旧的、边缘已经开裂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他头发花白，脸上刻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深重的皱纹，眼神里混杂着局促、期盼，以及一种长期被生活磋磨后的木然。
“肖……肖霄同志？还认得我吗？我是孙茂才，当年在七星泡农场，咱们是一个连的，我就在你隔壁排……”男人站在办公室光洁的地板中央，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声音带着不确定的颤抖。
肖霄在记忆的角落里仔细搜寻，终于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那是一个同样来自上海、性格有些内向、干活却十分卖力的知青。他立刻站起身，绕过办公桌，热情地迎了上去，紧紧握住对方那双粗糙得如同砂纸般的手：“茂才大哥！是你啊！快请坐，快请坐！”他亲自给孙茂才泡了一杯热茶，递到他手中。
温暖的茶水，热情的态度，似乎稍稍缓解了孙茂才的紧张。他捧着那杯对他来说可能过于精致的瓷杯，嗫嚅着说明了来意。他返城比肖霄晚几年，回来后顶替母亲进了街道一家效益不好的小纺织厂，没几年厂子就半死不活，工资时常拖欠。他爱人身体不好，没有工作，孩子正在读高中，成绩不错，想考大学，可家里的经济状况实在捉襟见肘。他听说昔日的战友肖霄如今“发达”了，成了大老板，实在走投无路，才厚着脸皮找上门，想问问公司里有没有什么看门、打扫之类的力气活，能给他一口饭吃，让孩子能安心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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