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晨光刚漫过青石乡党委会议室的窗棂，赵书记的军绿色皮靴就踩在了水磨石地面上。他手里攥着个搪瓷缸，缸沿的缺口在日光下泛着白，推开门时，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班子成员，财政所长老郑正低头用袖口擦眼镜，民政干事小马的笔记本还夹在胳膊底下，显然是刚从村里赶回来。
“人到齐了就开会。”赵书记往主位上一坐，军绿色夹克的后领绷得笔直，搪瓷缸往桌上一墩，“今天叫大伙来，就说三件事：种薯款核查、水渠返工、低保重审——都是王乡长留下的烂摊子，今天起，咱得一个个收拾干净。”
话音刚落，张家村的包村干部老吴就缩了缩脖子，手里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悬着没落下。李泽岚坐在赵书记左手边，目光扫过全场，看见老吴的喉结动了动——这人去年跟着王乡长跑过种薯采购，据说收过刘三喜两条烟。
“先说说种薯款的事。”赵书记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统计表，往桌上一扔，“老郑，你给大伙念念，2007年冬天那批种薯，账上发了多少，实际到老乡手里多少。”
老郑推了推眼镜，手指在表格上划得沙沙响：“账上写着采购20吨，发放到8个村，合计19.8吨；但我们去各村核查，实际只收到7.2吨，还混着三成陈薯。剩下的12.6吨，去向不明，12.8万采购款，有7.6万没对应上实物。”
“去向不明？”赵书记的嗓门陡然提高，手指在桌上敲出急促的响，“刘三喜的农资公司去年10月就被查封了，王乡长12月还跟他签合同，这不是明摆着把钱往水里扔？”他突然看向老吴，“老吴，你去年跟着去县城拉种薯，说说，那天到底拉了多少？”
老吴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钢笔“啪”地掉在桌上：“我……我记不清了，那天雪大，车陷在路上，没顾上数……”
“记不清？”赵书记冷笑一声，从兜里掏出张照片，是苏晴拍的种薯窖照片，窖里堆的陈薯上还印着去年秋天的泥痕，“这是李乡长昨天在刘三喜的私人窖里拍的，12吨脱毒种薯，全在这儿呢！王乡长让你拉回村，你拉去了刘三喜的窖，还说记不清？”
老吴的头垂得更低，手指在裤腿上蹭来蹭去。李泽岚适时开口，声音比赵书记温和些，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老吴，这事能说清就说清，现在主动交代，算你认错；要是等县纪委的人来了，性质就不一样了。”
这话像块石头砸在老吴心上，他猛地抬起头，眼里满是慌：“我说！我说！是王乡长让我拉去刘三喜窖里的，说‘先存着，开春再发’，后来……后来他调走了，就没人提了。那两条烟，是刘三喜塞给我的，我不该收……”
“烟你得退回去，钱也得追。”赵书记的语气缓了些，“明天你跟老郑去县城，把刘三喜的窖封了，种薯拉回乡农技站，少一斤，你负责。”
老吴忙不迭点头，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
“接下来是水渠的事。”赵书记翻开第二本档案，里面夹着县质监站的检测报告，“C15混凝土冒充C30，钢筋细了两号，渠壁薄得能透光，去年冬天没冻裂，算它运气好。”他把报告推给水利站老周，“老周，你说，这渠要返工，得多少钱？”
老周翻着报告，眉头拧成了疙瘩：“至少得十五万，还得把原来的渠壁全敲了，重新浇筑。施工队那边还天天来要尾款，说王乡长答应的，工程完了就付剩下的十万。”
“付个屁！”赵书记拍了桌子，搪瓷缸里的茶水溅出来，“工程质量不合格，还想要钱？明天我让县质监站的刘站长来，当着施工队的面念报告，要么返工，要么赔偿损失，二选一。”他看向李泽岚，“你跟施工队老板谈，他要是耍横，就把他跟张建国的事捅出去，看他敢不敢。”
李泽岚点头，想起苏晴拍的水渠裂缝照片，心里已经有了底：“我明天就约他谈，顺便把检测报告给他看看，让他知道，这事没完。”
“最后是低保。”赵书记的目光落在民政干事小马身上，“名单重审得怎么样了？该清的清，该加的加，别再让老乡戳咱们脊梁骨。”
小马立刻站起来，手里的笔记本翻得哗哗响：“已经核完6个村，清退了12个不符合条件的，新增了9户，都是像王大娘那样的困难户。公示栏我也换了新的，下面留了李乡长的手机号，目前没人提异议。”
“没人提？”赵书记皱了皱眉，“张老五没找你麻烦？”
“找了，”小马的腰杆挺得笔直，“他说他侄子该保，我把他侄子有拖拉机的证据摆出来，他就没话说了。李乡长还跟我说，要是他敢拦着，直接报给您。”
赵书记笑了，拍了拍李泽岚的肩膀：“还是你这年轻人力道足。”他转向众人，语气重新严肃起来，“大伙记着，咱当干部的，端的是老百姓的碗，就得给老百姓办事。王乡长搞的那些猫腻，咱不能学，更不能护着。从今天起，不管是谁，再敢在账上动手脚、在低保上做人情，别怪我赵大炮不留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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